自稱是一位重慶老居民的文物保護專家吳可言（化名）說，他對現在這個劉湘公館不感興趣，因為它除了外表有點像以外什么都不是，對這種"拆了真的建假的"的做法更是表示反感。

　　他說，類似的事情發生得太多了，甚至有人創造出"保護性遷建"的名詞。但文物的維修和重修是兩個概念。他認識很多文物保護部門的人，他們還是很愿意選擇前者的，但他們最沒有話語權。很多文物保護部門的人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房子被拆前拍照、測繪，留下了大量的資料，如果按照文物部門的方案復建也不失為一種較好的選擇，但沒有人聽他們的，往往隨便找個建筑公司來建，外面的樣子差不多就行了，里面更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他說："我們拆東西是出了名的，拆了是不好的，拆了真的再建假的更不好！"

　　文物愛好者Lemaire說："文物保護部門很大程度上對大規模城市建設中的拆除行為是無能為力的。沒有地、沒有錢、沒有一票否決制。歷史建筑的根本還是建筑，使用功能始終是基礎，其他價值是延展和疊加。"

　　吳可言說，按法律規定，工程建設前，規劃部門要進行規劃，環保部門要進行環境測評，文物部門評估哪些可以拆、哪些不可以拆，但文物部門評估往往被漏掉了。而事后也沒有官員因為拆掉了一個文物建筑下課，更沒有因此被追究刑事責任，就連北京的梁思成故居拆了，最后不也只是賠了點錢就了事嗎？

　　拆除重建是否等同于文物建筑的異地保護？

　　將文物建筑拆除后，在另外的地方重建，很多用的還是新磚瓦，這樣的建筑還能稱作是文物嗎？

　　新建的劉湘公館算不算是文物呢？重慶市渝中區文廣新局表示，復建的劉湘公館通過了文物保護部門的驗收，依然是文物保護單位。

　　市級文物蔣介石行營和美國大使館是否都屬于保護性拆建？建在哪里？怎樣建？1月18日，記者將采訪提綱發給重慶市渝中區文廣新局，但截至發稿之日，仍未收到回復。

　　記者請教的文物保護專家和民間文物保護人士大多提到了文物建筑保護的權威性文獻《威尼斯憲章》。

　　他們認為，嚴格來說，文物建筑是不能搬遷的。1964年通過的《威尼斯憲章》第七項把道理寫得明明白白："一座文物建筑不可能從它所見證的歷史和它所產生的環境中分離出來"，何況拆遷過程難免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損壞。但《威尼斯憲章》也沒把話說死，認為只有在"除非為了保護它而非遷不可，或者因為國家的或國際的十分重大的利益有此要求"。

　　十多年前，高級建筑師、中國建筑學會會員洪鐵成先生曾撰寫過一篇題為《文物建筑的搬遷保護》的論文。洪鐵成先生說："我們似乎遠遠談不上'國家的或國際的十分重大的利益有此要求'，可是我們已經的的確確到了'非常特殊的萬不得已'的地步，所以我們要把搬遷作為保護文物建筑的一種辦法。擺在我們面前的客觀現實是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無力保護，這個情況有兩類，一是無財力保護，二是無權力保護。二是盲目拆除。這種行為首先應該說是極為可恥的，甚至是罪惡的。三是'忍痛割愛'。這種情況當事人對于文物建筑的價值是認識到的，只是他們覺得又礙于新規劃的實施、新藍圖的展現、新動作的操作，所以不得不'忍痛割愛'。"

　　對文物建筑不得已的遷建本來是有嚴格程序的。如何搞好詳細的書面記錄、測繪和原貌原狀攝影，如何搞好構配件的登記編號。具體到某些構配件如何拆，如何起吊，如何卸落等。而復建的大原則是"修舊如舊"。復建時一要有專家嚴格把關，保證按圖施工，不得隨意更改；二要保證構配件對號入座，不錯位；三要保證依照原有的型制、規格、尺寸、比例，不能無中生有、走樣。

　　"對文物建筑的保護，在文物保護界內部也存在分歧。"文物愛好者老羅說。第一種是把建筑留下來，第二種是還要把人類活動的痕跡保留下來，第三種是還要把原住民留下來，保留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西南大學一位研究重慶近代史的老師告訴記者，對抗戰遺址首先是要保護，當然保護可以是多方面的，根據文物的等級進行不同的保護。一種是陳列起來，作為博物館，另一種是開發性的保護，可以作為商業門面等進行利用，對達不到文物標準的歷史遺跡主要是維護外觀，里面可以加固。文物建筑保護在城市開發的過程中面臨難點，重慶一大半的抗戰遺址都已經遺失掉了，大多數人認識提高很快，但仍有一些人認識不足。文物建筑重在保護，但路徑可以探索。政府文物保護費用有限，有社會的參與實踐是好事，前提是文物保護認識到位。在經營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有相關部門監管。文物建筑和歷史文化是我們這個城市的根和魂，如果城市沒有根和魂，這個城市的發展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