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新聞，使我對地壇公園關心起來。什么樣的新聞呢？有媒體報道，著名作家史鐵生逝世兩年后，骨灰仍舊未能入土為安，此前有讀者曾提議將其安葬在北京地壇公園并為之塑像，但均遭到地壇管理方拒絕。《新民晚報》記者1月21日致電地壇公園管理處，工作人員表示，沒有接到過相關申請或通知。記者隨后聯系到地壇公園上級管理部門東城區園林綠化局管理中心新聞發言人。發言人表示，此前曾有政協委員提交過在地壇內為史鐵生塑像的提案，管理中心征求北京市文物局和雕塑委員會意見后，開過一個研討會，并于2011年5月給予提案人回復。回復中稱，從文物保護和規劃考慮，地壇內不適宜為現代人塑像。有關安葬事宜，發言人則表示并未收到相關提案或申請。

　　新聞且如此。我因此而查了下地壇公園。得到的結果如下：地壇又稱方澤壇，是古都北京五壇中的第二大壇。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兩朝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場所，也是我國現存的最大的祭地之壇。1925年辟為“京兆公園”，1928年改稱“市民公園”后荒廢，1957年恢復公園稱 “地壇公園”，1981年以來，國家投資對古建筑進行了復原整修。公園者，以傳承文化并使廣大群眾有享受文化之所在。

　　以古論，地壇公園歷史上是皇家祭地之壇，祭地在封建王朝是很重大的事情。寓意五谷豐登，也寓意百姓要深耕細作，才可保證糧食豐收。然而，我注意到1928年改稱 “市民公園”后荒廢，民國時期，改為“市民公園”了，其實改得是不錯的，封建時期祭地不就是百姓的事嗎？沒有百姓集體的辛勤勞作，豐收又怎可期呢？民國了，皇帝廢了，改“市民公園”也合時宜的吧。民國時期動蕩，這樣的公園荒廢了，也可想象。1981年，國家投資對古建筑進行了復原整修，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政府對這樣的文物古跡進行了保護和修整，這是澤被后代的好事。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文學有了一段爆炸性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出現了一個作家叫史鐵生，他的成名作就是《我與地壇》。這篇散文在國內傳播極廣，人們幾乎是耳能熟詳，很多研究文學的批評家也認為這篇散文賦予了地壇新的象征意義。正因于此，很多人以為把史鐵生安葬在地壇公園并為之塑像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遺憾的是公園管理方以“殯葬法規有嚴格要求，且地壇是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能隨意建造公墓”的理由而拒絕。

　　筆者以為，史鐵生這樣的作家，改革開放以后眾所周知他的散文《我與地壇》，在地壇公園為其辟出一地豎一塊碑有何不可？公園管理方只知死守規則，而不知變通，更或者讓公眾猜測他們原本不知有《我與地壇》之事而欠缺文化？1981年以來，國家的確投資保護了文物古建，但公園管理方是否思想也回到了封建時代？以為史鐵生這樣的人是不配進這樣的皇家重地？筆者認為，公園管理方絕不會這樣顢頇無知，他們實在是拘泥于規則而不知變通。是否一定要塑像？究竟要占用多大的地方？都是可以協商解決的嘛。1928年改稱“市民公園”后荒廢，這樣的一個地方，讓在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時代出現的一個堪稱偉大的作家，在公園里留下一塊碑，真的是完全不可以的嗎？筆者以為，是否入葬是一回事，但在公園給史鐵生立一塊碑只有給公園添彩的份，而絕不會給公園抹黑。文化公園，是否真正要考慮做些給文化添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