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龐大而復雜的綜合體。為了控制這只巨獸的無序奔跑，從前到現在無數人為之付出了思考和努力。

　　現代城市規劃思想起源于歐洲，自工業革命開啟了針對城市化的反思后，在19世紀展開了城市規劃的實踐大潮，其中一種方式是拆除原址大興土木，其典型例證即巴黎改建；另一種則是向郊區擴張，其代表作是英國人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這一理論的影響逐漸遍及全球，并隨之在各地發生曲解與異化。

　　就美國而言，對于田園城市理念的延伸即大郊區化發展，并由此踏上一條“不歸路”。雖然這一模式持續受到各方質疑，但根據美國最近幾年的人口普查結果，此趨勢或將繼續引領這個龐大國家的下一個10年。由此需要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是否也要走上同樣的道路？

　　對于田園城市思想一個最為顯著的“異化”，即美國的大郊區化進程。

　　同為世界超級大國，人們愛將中國的發展與美國相比。想象中未來生活的美好圖景即為人手一輛小轎車，早上驅車前往“downtown”工作，下班后回到郊區的獨棟別墅，假日全家開著SUV一路馳騁在漫長的高速公路上??等等，這是在說哪兒，中國還是美國？

　　事實上，生活在中國卻做著美國夢的人并不在少數。“美國人均私家車超過1輛，中國每100人才有7輛小轎車”，這樣的數字比較不知想要說明什么問題，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現實背景是：兩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差異懸殊，城市化道路不可“雷同”。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群郎是留美學者，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國城市郊區化問題，在接受《中國投資》采訪時他告訴記者，如果以美國郊區的定義做衡量標準，中國根本沒有“郊區”。兩國雖然國土面積相近，但中國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均占地面積都無法與美國相比。美國那種低密度的住宅形式顯然并不適用于中國。

　　大洋彼岸，美國的專家和學者們也在思考郊區化的未來，有一種傾向是鼓勵人口重新向城市集中。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報道表示，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正在考慮修改建筑法規，允許開發300平方英尺（約28平方米）甚至更小的戶型，以此來容納更多人口。然而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卻顯示出相反的趨勢，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各都市區的人口增長90%都出現在郊區。

　　結合其他一些分析，該報道得出最終結論：美國郊區化將持續下個10年。當記者問及對這一理論的看法，孫群郎表示不只是下一個10年，甚至在此后的20-30年中，美國郊區化都會進行下去。他認為雖然從國家政策角度希望提高住宅密度、限制人口發展，從而更好地保護農田和森林，但是只要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改變，政策效果將十分有限。

　　孫群郎不無憂慮地表示：“美國模式看起來確實很美好，每一個人也都擁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力。問題是假如每一個人都將這種權力付諸現實，我們將沒有耕地，沒有大自然，光是住房就可以將整個地球填滿”。

　　美國與歐洲郊區化異同

　　根據孫群郎的研究，按照技術條件、發展速度及其不同特點，美國城市的郊區化可分為近代和現代兩個時期，以1920年為界，此前為美國近代郊區化時期，其特征是以有軌交通為主要技術條件，在近郊地區緩慢發展。

　　1920年后則是現代郊區化發展時期，主要技術條件是汽車和公路，以遠郊發展為代表的歷史進程突飛猛進。

　　不過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西歐相比，美國城市郊區化從幾方面表現出顯著的不同特征：第一．從郊區的發展模式來看，西歐的郊區化是在國土規劃指導下進行的，郊區的發展有統一規范，主要表現特征是綜合性集約化。以英國為例，由于受到霍華德田園城市理論的影響，英國政府決定限制大城市蔓延性的擴展，在倫敦郊區建立了一系列集約型衛星城，以減少倫敦擁擠。這一做法為其他歐洲國家所效仿。

　　而美國的郊區化沒有嚴格的總體規劃，不能有力控制郊區的蔓延。二戰之后美國大力修筑高速公路，加速了市郊之間的通勤，還實行了鼓勵居民到郊區定居的住宅抵押保險制度和補貼制度，因此美國的郊區在戰后呈爆炸式或蔓延式的膨脹，住宅和人口密度越發降低。

　　第二，美國和西歐國家中心城的命運不同。美國城市在郊區化過程中流失了大量就業機會和中上階層，稅收基礎受到嚴重削弱，而窮人和少數民族卻不斷向中心城匯集，福利負擔加重，導致政府財政開支捉襟見肘，城市設施不斷老化，中心城日益呈現出衰敗跡象。

　　戰后歐洲城市雖然也出現了郊區化現象，但由于郊區化速度緩慢，而且城郊沒有出現窮人和富人在市郊布局上的分異，人口分布比較均勻，所以中心城并未表現出上述跡象。

　　此外美國還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反城市文化傳統，而歐洲人則認為文明是城市的產物，歐洲每一個大城市幾乎都是一個文化中心，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大的魅力，人們不可能讓一個象征著本民族文化的大城市衰落下去。所以，歐洲的許多城市雖然在二戰中被摧毀卻能復興，而美國城市雖然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卻如同遭受了戰爭的浩劫。

　　第三，從政策角度來講，歐美地方政府體制的差別也導致了各自城市的不同命運。歐洲城市政府的權限較大，有權控制其周圍鄉村的發展，可以拒絕向其提供某些基礎設施，如燃氣、電力、排水和供水系統等。

　　而美國情況恰恰相反，中心城與周圍的自治市是平等的政府機構，它們之間要協調發展就需要相互配合，而在郊區化高度發展和大都市區政治巴爾干化（分裂及碎片化）的情況下，這種協調很難真正實現。所以，美國城市無法控制郊區的發展和維護自身地位，逐漸出現衰落跡象。

　　反思美國模式

　　美國著名城市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評論說：美國的郊區化使過往郊區美好的一切成為“歷史陳跡”。他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這本著作中寫道：“現在的郊區，每一種城市功能都以汽車路為榜樣：它耗費用地，浪費時間，增加人們的摩擦和懊喪情緒，而在乘小汽車增加交通速度這一貌似有理的借口下，它實際上卻是妨礙了交通??一個有效率的交通網要有盡可能多的各種交通方式，它們有各種速度和運載量，能滿足不同功能和目的”。芒福德將美國郊區的低密度建設比作早期郊區浪漫主義運動的殘留，并已成為“重新組織城市各部分并把它們統一在一個新的城市布局內的主要障礙”。

　　在類似的反思中，新城市主義思想于焉誕生。作為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新的城市設計運動，其主張借鑒二戰前美國小城鎮和城鎮規劃的優秀傳統，塑造具有城鎮生活氛圍、緊湊的社區，以取代郊區無限蔓延的發展模式。這一思想的核心人物是彼得·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如今正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這一思路。

　　正如這些反思所昭示的，中國不應再走美國郊區無限蔓延擴張的老路。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將從新城市主義出發探討中國城市最終應該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