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紐約、東京等國際大都市，中國的‘北上廣’人口聚集程度還遠遠不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日前在中山大學演講中談到，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過程的自然趨勢，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從生產效率以及需求增長等方面，都能更好地拉動鄉鎮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他認為，“大”而“密”的城市化發展，更符合中國的國情。

　　對于不少生活、工作在北上廣及大城市的人來說，此番言論和他們的感受似乎相悖，因為大城市病深深地困擾著他們。其實城市病并非中國獨有，甚至可以說一個國際性通病。一個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必然也是人口向城市積聚的過程，這個過程有疼痛有反思，但是舉目全球卻無相逆的特例。包括在中國，很多人抱怨北上廣人太多，但是自己卻怎么也不愿意離開，并且還有千千萬萬的年輕人死活要奔去。

　　就像周其仁教授所舉的例子，日本的大東京地區僅占其國土面積的4%，集中了25%的人口，近40%的生產總值；開羅占埃及國土的0.5%，GDP超過全國一半。又如美國紐約，780平方公里的市區卻集聚了700多萬人口，創造了全美國10%的GDP。為什么一邊抱怨城市病，但人類社會卻必然走向城市化？道理很簡單，工業化必然導致人口集聚，而人口的集聚為服務業提供更多就業機會，進一步增強城市的集聚力。

　　很多人對于北上廣人口太多的抱怨，主要是因為各類城市病，包括交通、城市規劃、水資源、環境、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問題，還有高房價等生活壓力。這些聲音看似有道理，但如果仔細分析很容易發現，這些問題主要不是人口聚集造成的，而是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問題，城市治理能力低下，各項社會制度有待完善。比較而言，歐美成熟國家因為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體制及各項社會、教育制度較為完善，城市病目前不再顯得那么嚴重。

　　中國的城市病原因有很多，既有“硬件”上的不足，也有“軟件”上的問題。對于交通、堵車等基礎設施和規劃上的問題，通過一定時間的發展、重視，是容易得到改善的。現在中國各個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像軌道交通、立交橋等，已越來越拉近和世界大城市的距離，少數城市甚至已經比肩國際一線城市。但與“硬件”對應的是，一些軟件上的問題就不容易解決了。

　　事實上，也主要是“軟件”上的拖累，導致了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包括北上廣在內的大城市人口聚集程度和工業化程度比較起來，至今不夠高。這些軟件上的問題包括制度、管理的欠缺，以及高房價等問題，背后牽涉到土地制度、財稅體制等多個原因。大部分的社會財富被少部分群體拿走，這其中也包括通過土地出讓獲利的各地政府。如果理順這些問題，并由政府承擔起保障房責任，高房價就不可能長期困擾中低收入者，所謂大城市人口多導致高房價就會不攻自破，中國的城市病也能得到真正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