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同時，還提出要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在筆者個人看來，這可能是到目前為止中央對城市化最為全面的闡述。

　　盡管城市化的重要性在當下中國已經不容贅述，但是何為城市化，不同人有著不同的看法。對于很多人來說，所謂的城市化就是把土地從農業用地變為建設用地，將農田變為廠房和馬路，至于原來農民的出路，并未認真考慮。也正是因為此，中國的城市化被認為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

　　更為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土地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的發展是建立在侵占農村資源的基礎之上。城市發展需要兩個要素，一是土地，二是勞動力，但是在過去30年間，土地的獲得是通過低價征收獲得，而勞動力則是以不公平的對價方式獲得。如何讓這兩個被扭曲的要素以更加自由的方式進行交易，則是影響到中國城市化能否成功實現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常說中國城鄉之間差距巨大，但兩者之間的差距并不只是體現在收入差別，更是廣泛體現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甚至也不僅僅是體現在城鄉之間，而是體現在戶籍上：由于很多外來務工者無法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諸如"異地高考"等飽受爭議的社會問題。

　　是不是只有中國存在著城鄉差距？當然不是，任何國家城鄉之間都會有不同：由于城鄉之間具有不同的稟賦要素，這會導致兩者在經濟和社會上的諸多差異。一般而言，相比較農村而言，城市意味著更好的就業機會、更多的技能提升機會和更為便利的交通網絡。雖然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不大，但是絕大多數的人們還是愿意在城市里生活，以美國為例，從本世紀開始，美國農村和城市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1.17∶1，意味著農村的收入已經高于城市，但是即便如此，每年還是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而不是相反。

　　從中國來看，這個現象就更加明顯，雖然媒體上到處是有關交通擁堵、環境惡化和高房價等諸多"城市病"的報道。但是從統計數據來看，最近十多年來我國城市人口還是在不斷增加：2011年年末，中國大陸城鎮人口比重更是達到51.27%，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而在1949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只有10.64%。

　　當然，中國的城鄉差距和其他國家可能并不一樣。在其他國家，城鄉之所以會引起差距，可能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因素，簡而言之就是：農業生產效率不如工業；城市大量的人口會帶來規模經濟，容易帶來更好的公共服務。中國的城鄉差距當然會有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如果僅僅歸結到這里，則并未觸及問題的本質：如果僅僅是這方面的原因，那么農民完全可以通過遷徙到城市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農民不斷地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享受城市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公共福利，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都走過的必經之路。

　　表面上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也與此相近，但是細細比較則不盡然。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中國農村的勞動力就開始向非農部門轉移，但是由于戶籍的限制，產生了中國特色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城市化道路。直到今天，數億個已經在城市里就業和生活的來自農村的產業工人，還是被稱之為"農民工"。言下之意就是，他們雖然干的是城里人的活兒，但是在身份上還是屬于農民。

　　如果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就會發現，當下中國城鄉差距之所以成為問題，并不是因為國家對農業和農村的不重視，相反，可能是重視農村和農業發展的路子出了偏差，才導致現今的城鄉發展不平衡。

　　試舉一例，現在很多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專家和部門政府官員，還是傾向于認為中國農村的出路在于把農業搞好。認為只要加大農業投入、提高農產品(5.03,0.00,0.00%)的價格就可以解決好中國的農村問題。農業投入和農產品價格當然需要調整，但是僅僅通過這種辦法是無法解決農村問題的。從世界發展的經驗來看，沒有一個國家是能夠在農業勞動力占整個人口50%以上的情況下解決城鄉差距問題。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歷表明，城鄉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要得到縮小，農業人口的比例須占全國5%以內。以日本為例，2007年日本的農業就業人口為312萬，占日本總人口的3%左右。

　　而在我國，由于戶籍因素的限制，中國的城市化還呈現出一個相反的現象。有資料統計，中國推進城鄉一體化近10年來，我國城市建成區規模擴大了60%，城市人口僅擴大了20%。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種"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擴張的城市面積卻不能夠容納更多的就業人口。這種現象之所以會產生，并不是農民不愿意進城，而是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進城，或者是說城市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怕農民進城會降低其公共服務水準，從而給農民進城設置種種限制。

　　如果這個論證成立，那么解決城鄉差距的重點并不在簡單的"工業反哺農業"，也不是單純的在農村增加資金投入和加強基礎設施。甚至這些活動都會導致負面效應，因為絕大多數的人口都來到了城市，那么農村過多的基礎設施就可能會導致資金浪費。中國農村里諸多廢棄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例，因為適齡人口不足，諸多當年通過"希望工程"而興建的中小學校不得不廢棄。相反，在城市里卻出現諸多農民工子弟無法上學的現象。由此可見，實現城鄉公平的關鍵，并不只是在于增加三農投入，而是要在戶籍這一身份限制上下工夫，就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的功效。

　　戶籍問題之所以在今天顯得特別明顯，并不僅僅是"農民工"需要城市戶口，更為重要的是今天老齡化的城市也離不開這個群體。由于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導致今天城市里的人口出現金字塔倒掛的局面。在勞動生產力沒有根本提高的情況下，如果城市缺少勞動力的繼續供給，那么城市的繁榮也將不可持續。從這個意義而言，改革戶籍制度來的正是時候，無論是對城市居民還是外來務工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