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提到天津正在推進“一控規兩導則”的管理機制，從制度層面來看，這項舉措的背景和重要啟示是什么？

　　王曉川：天津近幾年正在推進“一控規兩導則”的規劃管理制度改革，所謂“一控規”即控制性詳細規劃，“兩導則”即土地細分導則和城市設計導則。這一管理機制嘗試使城市設計結合控制性規劃，能夠綜合控制和協調城市的發展及特色，這也是非常有益的城市形態控制方面的實踐。

　　雖然天津市政府希望在制度上進行一些調整，但這一模式在國防上并不前沿獨特，而在國內已屬創新，說明天津在這方面有所思考。最近一些大型城市政府機構有意到天津市學習考察，希望獲得新的經驗，這說明人們對制度已有新的要求，企業和學界應在這方面推進實踐，引導政府意識到這一問題，在城市制度中納入其成果，制度設計層面的審批程序完善化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城市設計不納入法律層面，在沒有法律約束的前提下，在具體地塊操作的開發商會繼續突破形態框架而傷及整體和綜合利益。

　　法規體系適用與否只是在某一方面的考慮，真正落實的可能性取決于政府對城市形態問題解決的迫切程度，而如果城市對精細化的、理性的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強，城市政府部門就會越來越快地推進對這一主張的落實。天津市的規劃改革正在向更理性的方向發展，如果政府獲得實質性進展，城市形態設計和控制性規劃應逐漸綜合一體化。

　　歐美城市發展的歷程和模式與中國有所差別，中國對其形態設計規劃體系的借鑒要有針對性。我的主要觀點在于，國內的城市設計應該基于以往詳細規劃體系的基礎，引入精明準則方法體系，將城市設計與控制性規劃有機結合，形成一套詳細設計層面的綜合導則。結合中國城市發展特點，這套理論在本土化及經驗借鑒與實踐過程中必須要具有新的發展，包括在現有城市規劃設計理論與管理體系基礎上，進行實踐方法論的創新與融合。

　　記者：落實美國這一形態設計準則的過程會在可能條件下遇到怎樣的阻力？

　　王曉川：理論會多元化，經濟與社會現實也呈現出多樣化。中國沿海城市與內陸城市發展差異巨大，在因地緣政治、技術、產業轉移的差異引起的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格局下，因數字技術的突破，對各種原因的考量都會影響城市對形態控制的需要，而從總體規劃到各個細部規劃格局下的不同形態的指導，因認知水平的差異，不同區域機構組織可能并不能完全理解或駕馭對該理論的應用。

　　目前國內的城鎮化進程速度較快，由于政府過度關注土地財政，缺乏對城市自身發展層面的關注，這一階段的城市在粗放式發展中可能是非理性的，而城市形態設計準則更強調城市理性發展，在這方面存在著城市規劃設計方與政府之間的認知差異。

　　此外，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對中國一些新區的開發缺少明確特色元素，對深層次良性發展的因素考慮不周，城市主要關注于外延式擴張發展需要，沒有關注到舊社區的更新、改造以及城市中心區的發展和挖潛。相對而言，歐美地區正在經歷的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建設量相對較少、單個項目規模較小，規劃設計項目關注的視角和領域更為全面。

　　王曉川，北京大學博士，德國博士后高級訪問學者。現任棕櫚設計有限公司總規劃師、建筑規劃設計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