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中國五千年文明屬于農耕文明，中國農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在鄉村。由此決定了中國接受來自西方工業文明的過程，成為一個對傳統文化和農業文明社會進行解構和改造過程。但是，無論近代以來對中國傳統文明環境進行怎樣的改造，都遵循了一個原則，這就是堅持對西方文化、文明和經濟的接納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最早的“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到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的辛亥革命，從毛澤東領導結合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到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雖然因時代不同其變革的內容不同，但均恪守了一個原則，就是中國特色始終不能丟。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最大秘訣，就是讓新民主主義革命成為依靠農民、解放農民、讓農民受益最大的革命。鄧小平領導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改革之路，也同樣是從農村承包責任制開始，讓農民成為改革最大、最早受益者。中國文明的根在農村，而中國農民則是為文明大樹供給營養的根系。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就損害了中華文明的根。

　　為什么目前中國推進的城市化，卻成為引發當今社會摩擦最大、帶來問題最多，農民不買賬、甚至以死相抗的城市化。就是因為目前城市化沒有成為使農民受益的城市化。首先，在法律上，這種政府主導的運動式逼農民進城的城市化，侵犯了農民起碼的居住自由權、農民擁有宅基地財產的自由處置權。從經濟上看，逼趕農民進城的城市化，成為變相掠奪農民利益的城市化。從文化上看，農民被逼進城，文化環境變化，帶來心理失衡、導致疾病的代價更是補償中無法計算的代價。

　　目前逼農民進城的城市化，除了付出上述法律和經濟利益上代價外，我們還付出著無法糾正的文明代價。目前這種大規模消滅農村的城鎮化運動，本質觸動了中國民族五千年文明載體、文明傳承是否中斷的大問題。我們一定要清楚地認識到，城市化在西方是西方傳統文明的傳承、放大和世界化，而城市化在中國則面臨著中國傳統文明傳承的斷裂。

　　我們不是簡單地排斥城市化，城市文明作為近代以來引領世界主流的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共享的成果，我們需要學習，也有分享的權利。就像我們改革30年引入市場經濟一樣，我們需要市場經濟，但引入市場經濟不能突破的底線是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搞城市化也是如此，中國搞城市化底線，就是不能以中國鄉村文明的終結為代價。如何建立一個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共生共存的城鎮化，這是中國特色城市化的核心所在。中國鄉村就像構成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攜帶著中華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是中華民族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精神歸宿和精神家園。我們不能以終結綿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國鄉村文明為代價，去換取一時GDP指標、暫時的城市化率。那樣，我們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二）終結鄉村文明的城市化觸動了中國社會安全的底線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被中國幾千年興盛衰微的歷史周期不斷驗證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告誡我們，中國農村與農民發展既是中國走向復興與繁榮前提和基礎，也是中國經濟與社會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線。中國幾千年的朝代周期性更替的過程，就是不斷突破和修復這個底線的過程。這樣一種朝代周期性更替規律，是中世紀的西歐所沒有的，同樣屬于東方文明的印度也沒有。我們堅守這個底線，不僅適用于中國的過去，也適用中國的今天。在改革開放30年中，從承包制到解決“三農”問題，從小康社會到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終把中國的農村、農民問題放在維護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戰略地位。但需要引起我們警覺的是目前正在蔓延的以終結鄉村文明為代價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這個底線，而是正在瓦解著這個底線。

　　首先，以土地流轉推動的農民被城市化觸動了農民安身立命的底線。2007年前的10年間，全國土地流轉年均增長14%，但2008年土地流轉猛增70%，2009年再增50%。目前全國已累計流轉1.7億畝土地，超過全國承包耕地面積的12%。如此快速土地流轉背后的推動力不完全是農民的自愿行為，而是地方權力和資本合謀形成的推力。按照目前趨勢走下去，將會有一大批農民面臨著既失地又失業的風險。改革開放以來土地作為中國農民安身立命的基礎、作為中國農民生活保障的底線，將會受巨大沖擊。如此下去，土地流轉不會向著原先設定的目標發展，而是向著會給中國農民和中國帶來巨大風險的方向發展。

　　其次，以宅基地置換為代價的激進式農民市民化，超出了農民所能承受的代價底線，形成了社會安全隱患。為什么當地政府以市場價格計算置換農民宅基地時，農民不買賬、甚至出現了以死相抗。在政府和商人的眼中，它完全可以按照市場定價，是可貨幣化的東西,但在農民的心目根本不是這樣。宅基地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市場定價，而且有許多價值是無法以貨幣來衡量的。宅基地是中國農民家族的歷史、血脈、情感維系與傳承的載體。在中國農民的心目中，祖祖輩輩居住的房子和宅基地是他們血脈之根。在這里寄托著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精神歸宿。這個價值是無法用貨幣補償的。此外，讓農民放棄宅基地進城住樓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居住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改變。短時間的巨變不僅給農民在精神和習慣帶來無法補償的痛苦，還給農民帶來生活的成本上升。一個農民融入城市所要付出的精神成本、生活費用等成本，是目前拆遷的土地價格中很難包括的。無論原來的房子如何破舊，原來貨幣收入如何低，但在老祖宗留下宅基地和承包土地上生活，能給他們帶來安全感、歸屬感、主人感和穩定預期。 特別是在目前房價不斷攀升和通貨膨脹背景下，對于農民而言，進城不是使他們生活更美好地方，而是充滿了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地方。對于國家而言，以激變的運動方式如此快速大規模推進的農村被城市化，這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建立的安全大堤的破壞和瓦解，觸動的是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安全底線。

　?。ㄈ┙K結鄉村文明的城市化觸動了中國國民生存的底線

　　無論是國內主流學者，還是地方官員，都堅定地認為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向土地規?；洜I是歷史的必然。按照這種歷史必然的目標定位，中國未來農業現代化，就應當是類似美國那樣的，讓中國農村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農民從事高效率、規?；?、產業化農業，來養育80%城市人的農業。

　　以美國為參照系統的農業現代化，這是一個錯誤的定位。首先美國的農業產業化滿足是農業資本的高效率化，而不需要考慮國內糧食的安全問題。而中國人均只有1.5畝土地，農業發展的方向，必須首先滿足的是中國糧食安全問題，而不是農業資本收益的效率。但是目前大量教訓和統計數據證明，農業規?；洜I提高的只是資本產出效率和人均產出效率，不僅沒有提高畝產效率，反而下降。中國的經驗是如此，美國農業部最新的農業普查也是如此。

　　中國改革30年的農業發展事實證明，中國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不僅保留傳統的精工細作的傳統，也能夠有效利用現代機械化和農業技術。不僅創造了畝產高效率，而且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還成功實現了與市場對接，形成農副業多樣化經營。然而對于中國農民以其智慧讓小農經濟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獲得的新生，不僅沒有得到許多地方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反而固執地認定這種小農經濟沒有前途，因為他們不能做大做強。所以要通過讓大資本進入、通過扶持龍頭企業來替代這些小農經濟。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規?；?br />
　　目前以土地流轉和宅基地置換為途徑，瓦解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小農經濟，而觸動了中國國民生存的底線。將關系到中國國民生存基礎的土地經營，交給規模化的大資本是一個極具風險的選擇。大資本出于對資本收益的追求，將會把滿足資本收益率放在第一位，而不會把滿足糧食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雖然也追求收益，但他們對收益的追求是不同的，農民種地的首要功能要滿足自給，其次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多元化經營中，糧食生產是多元化經營的一個環節，為了獲得其他收益，在糧食收益低時，也要從事糧食生產。這不是理論，而是幾十年的事實。盡管幾十年來農民種糧食收益很低，甚至虧損，但大多數農民仍然種地，這不是符合唯利是圖的資本邏輯。但在中國卻存在了幾十年。農民對土地耕種是農民情感和文化的一部分，這些因素極大的緩沖了農民對土地單一收益的追求。這些因素成為穩定中國農民持續經營土地的主要因素。而農業資本則缺乏這樣的因素。

　　三、遏制以終結鄉村文明為代價城市化的若干思考與對策

　　（一）重新認識定位中國鄉村文明的歷史和時代價值和功能，從“判處死刑”轉向拯救與振興鄉村文明

　　基于人與自然統一的傳統的鄉村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本土文化，對于醫治與矯正現代工業文明病和大城市病具有獨特的價值。中國是古代農業文明發展成熟程度最高的國家，也是世界鄉村文明發展時間最長、成熟度最高的國家。從工業文明看，古老的鄉村文明是中國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的一個沉重包袱，但是從生態文明時代看，則屬于中國走向生態文明過程中難得的文明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