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汪老師您好。就您剛剛談到的，你第一感覺是這是一個由媒體發起策劃的展覽，主要的趨勢是創造一個事件，然后由事件來帶入一個觀點，再來呈現一種面貌。就像一個“遭遇”一樣，對于您遭遇這個事件所理解的“新”，后來提及的“軟弱”，去怎樣進一步理解？

　　汪建偉：其實“遭遇”不確定性，我們會認為是一些不好的事。為什么要這么說？因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有太多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實際上幫助我們獲得了安全，但是這種安全，又讓我們異常脆弱。因為我們不能面對社會的變化，因為我們這種安全是基于不得改變，不能有任何借鑒。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這么安排，就不是上帝安排，是所有人共享的世界。所以在這樣的事件里是公平的，我們覺得我們必須把自己從很脆弱的狀態里面解放出來，所以說我用媒體來做例子，實際上是想說明其實我們今天所有人面對的都一樣。

　　就像媒體的工作，你們沒有任何人會把未來的十年的每一天干什么都寫的詳詳細細的，那個不叫媒體，那個叫偉大著作的編劇，那是一種很古典主義的一種心態和方式。但是在今天，你們隨時可能都面臨的突發事件，我所說的這種突發事件不是屬于你肉眼沒有看見的，實際上是你的認知和你的經驗很難達到的。那么這樣的事件，促成了你必須要以這樣的方式積極對應。而且你不能是說你全錯，你也不能說未來錯誤。

　　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對明天的預測，我們做的不靠譜。但是我們這輩子只做明天什么都想好的事情，那么我們就要墮落、就要懶惰，我們不去想象。所以我的感覺實際上剛才說，我希望我從現在開始是否能夠從媒體的一種工作和他們對這個社會接觸的方式上給我帶來什么樣的不同。那么這就是我超越我自己的一個提醒、一個時機。

　　記者：“一招鮮”嗎？

　　汪建偉：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媒體應該指出來這是一種誤導，這種一種腐敗。所以說我覺得你們媒體能理解，比如說你們每天用同樣的字、同樣的描述、同樣的照片去報道這個城市發生的事情，肯定不可能。所以說藝術家也同樣的。

　　記者：所以說這次老師會帶全新的作品參加這次的展覽？

　　汪建偉：我覺得不是全新，但是會有技術和形式上的變化。所以我問了兩個問題，媒體可不可以作為材料？因為一旦有了現成品，那媒體這種非物質，是不是也可以叫現成品的？那么如果我們認為他也是現成品，對于藝術家來講，他可不可以融入他的作品，或者說它能不能作為藝術家的材料，那我覺得我必須去試。

　　記者：那媒體帶給你所帶來的媒體經驗讓你有新鮮感嗎？

　　汪建偉：我寫過一篇關于“新”的文章，其中就有一個“今天”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即是它不能完全被過去所吸收。我們用不著把我們今天所有存在的理念和將要做的事情，都用一個過去的理由來證明它是對的。那么，我們只能說今天無能，但是同時不能說我們今天做不到，然后我們就用今天的標準制訂一個未來。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是失敗的。我們不朝這兩邊想問題，那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共處一個事件的概率。

　　我、媒體、社會任何一個人，我們沒有什么藝術家和社會，社會和藝術家的區分。這種鴻溝都是被知識結構所界定的。那么我覺得在今天，這種知識鴻溝所確定的身份，實際上妨礙了我們正確的判斷。

　　在我理解看來，這次媒體來做展覽，有可能或者說是我希望，他們以他們對突發事件、以及對過去沒有一種的不斷預測的情況下，面對事情的態度來策劃這次展覽。而對我自己的作品本身來講，不是說它不確定，實際上是如何面對自身確定的經驗，你怎么超越的問題。我覺得是一個藝術家，如果對一個已經擁有的東西如此眷戀，你怎么能挪得動步子的問題。

　　一個民族對已有的東西如此珍重，那么它拿什么東西去面對，沒有。沒有就是想象，已經有的東西不叫想象，叫指任。想象力產生于尚不存在，但是我想通過我的努力去做到的。那么藝術家是這樣的，我覺得我理解的創造就是這個東西。一個國家它的教育和它的媒體鼓勵這樣的一種創造力，同時給這種創造力尊嚴，我覺得這也是當代藝術家要做的工作。

　　說起來很容易，但是我的工作是了解跟我同處的這個世界，那么多不同的人，他們是怎么思考這個世界的。每天它給我帶來我沒有的，我不曾看到的這個角度、這個經驗，我要動手去實踐這個東西，因為它不是靠想出來。

　　每一個我覺得我現在能夠拿來呈現的作品，后面有很多的失敗，那么這也是藝術家的工作。所以說我現在有非常深的體會，在我眼睛里沒有年輕，年紀區別、性別區別、身份區別，我只看在那種目光看見一個好的藝術作品的時候，我對藝術家的勞動就是有一種非常非常深的那種尊重。因為我自己有這樣的一種經驗，就是說你要用很長時間才能夠到達這樣一個的位置，所以我覺得我尊重這種非常多的勞動的投入，到最終他所展示的這個東西可能根本就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所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