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的現實，武漢學者的感受可以說是五味雜陳。武漢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吳傳清認為，武漢的衰落與1999年之前中國的區域政策追求效率優先、“先富帶動后富”有關。

　　具體來說就是上世紀80年代關于“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的時候，要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吳傳清表示，“改革開放政策在沿海地區，像廣東就是吸引外資、承接產業轉移，區位優勢比較明顯；武漢當時正處在改革的陣痛期，八九十年代正是國企改革期。到了今天，人們講的區位優勢又成了沿海、沿邊，武漢處于中部地區，沒有區位優勢，只有內銷市場，衰落是必然的。”

　　武漢距離中心城市有多遠？

　　一個城市要成為國家中心城市，GDP總量至少要占到全國的2%以上，武漢目前僅為1.4%，還有將近3000億元的缺口。

　　2010年，國務院確定武漢為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2012年7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對于武漢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但在實際發展中，武漢的地位卻遭到其他中部省市的挑戰。

　　在爭創國家中心城市的激烈競爭中，“亮劍”的并非只有武漢一家。鄭州、長沙等中部重鎮也將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定為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例如，《鄭州都市區空間發展戰略規劃》遠景展望中明確提出，將鄭州都市區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全國經濟格局的戰略支點、中原經濟區的核心增長區。

　　吳傳清認為，國家中心城市不僅要有引領作用、輻射作用、帶動作用，還要參與到國際競爭，另外，國家中心城市的資源配置權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吸引力，這就是中部城市采取抱團形式爭做國家中心城市的重要原因。

　　而對于武漢來說，“發展不夠依然是阻礙其成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最重要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武漢市委主委、武漢理工大學教授胡樹華告訴本報記者，一個城市要成為國家中心城市，GDP總量至少需要占到全國的2%以上，武漢目前的數據僅為1.4%，按照現在的數據測算，武漢GDP還有將近3000億元的缺口。

　　數據顯示，2011年武漢GDP總量為6756.20億元，僅相當于上海的35.2%、北京的42.2%、廣州的54.9%、天津的60.4%、重慶的67.5%。在中部城市對比中，長沙、鄭州等城市也形成了壓城之勢，以武漢和長沙為例，1994年長沙GDP總量僅僅相當于武漢的一半，去年長沙已經超過武漢的3/4，而在綜合增長速度方面長沙已經遠遠超過武漢。

　　同時，在中部六省的城市群對比中，“武漢城市圈”也面臨“中原城市群”和“長株潭城市群”的強勁壓力。數據顯示，2011年環長株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5499.08億元和15908億元，均遠高于武漢城市圈的11859.60億元。

　　青年學者羅天昊對此頗為擔憂，他認為，武漢無法成為中部公認的領袖，在某種意義上是因為湖北在與河南、湖南的競爭中處于下風，“這也是鄭州不愿雌伏于武漢之下的原因”。

　　“從發展速度而言，十年前，河南經濟總量只有湖北的3/4強，而目前河南的總量約為湖北的1.5倍；就復合增長率來說，河南、湖南目前都遠遠超過湖北。”羅天昊表示，“武漢想要稱雄中部，其背后的湖北總體實力不強恐難以服眾。這也令武漢爭當國家中心城市充滿了懸念。”

　　瘋狂武漢的瘋狂大基建

　　“城市建設進程要跟當地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相匹配，如果資金鏈跟不上，地方政府擔保不了，出現大面積違約，如何解決？”

　　為實現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武漢一直在高調“潛行”，而“大”字當先正是武漢當前的發展戰略。

　　“當前武漢處在產業大發展、改革大推進、城市大建設的階段，武漢正在努力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武漢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彭麗敏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強調。

　　目前在武漢街頭，寫著“武漢精神”的條幅和廣告牌充斥在各個角落，與之相對應的是隨處可見的基建工地。

　　早在2011年初，武漢全市5000多個建設工地遍地開花的壯觀景象就曾引起諸多質疑。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也由此獲稱“滿城挖”的別號。

　　近幾年，武漢持續大建設，每年城建投入逾1000億元。7月16日，武漢市政府常務會又通過《武漢市“城建攻堅”五年行動計劃》——5年投入4217.66億元，實施24項工程進行城市建設。據了解，在未來5年內武漢城建僅地鐵一項還將投入1514億元用于3號線、4號線、6號線、7號線和8號線一期建設，確保每年都開通一條地鐵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