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介紹說，依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

　　上述報告強調，現行《文物保護法》在一些方面已同文物工作實際不相適應，建議將其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及時修改完善。我認為，要制止一些地方政府的“大拆大建”、“毀真造假”的錯誤決策，在《文物保護法》將來的修訂中，有必要引入更多更強有力的制衡權力和公眾監督因素。

　　首先，從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角度看，應當用更多權力制衡來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在目前文物保護行政并非“垂直管理”的局面下，地方文物部門作為地方政府的組成部門，在城市行政長官的錯誤決策前，想有效糾錯糾偏，難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勵小捷對媒體所說：“一些政府主導的開發項目與文物保護發生沖突時，同級文物部門很無奈”。《文物保護法》不妨參照其他部門的“地方督察局”制度，設立派駐地方的國家文物督察機構，對地方政府進行制衡。

　　其次，有必要提升文物行政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不少地方文物部門的級別本來就不高。近年一些地方的大部制改革嘗試，又將本來獨立的文物部門撤并，致使文物行政的話語權更加有限。大部制改革應當因地制宜，在文物遺存極其豐富的城市，文物部門理應加強而非削弱。《文物保護法》可以考慮在歷史文化名城，特別是著名古都，設立獨立的文物部門，并提升其在同級政府中的行政級別。

　　然而，僅僅依靠行政內部的制衡，并不能完全杜絕“法人犯法”的現象。《文物保護法》有必要進一步鼓勵公眾的參與和監督，形成政府和民間的合力。

　　形成合力，前提是文物行政的陽光透明。例如把城市不可移動文物名錄等信息公開，對文物拆除、遷移、修繕等行政許可進行公示，編制文物保護規劃，建立征求公眾意見制度，都亟待從國家立法層面自上而下推動。《文物保護法》有必要進一步對接好《行政許可法》等行政法律法規，在重大文保決策中建立公示、聽證制度，以實現“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當前，有的城市以文物保護作為“征收”的借口，強制性動遷居民，對公民的物權構成侵犯。為此，《文物保護法》可參考《江蘇省文物保護條例》等地方性法規，規定地方政府置換或購買私人文物建筑時，需以“經與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的所有人協商一致”為前提，不能讓“保護文物”成為剝奪公民祖宅的荒唐理由。

　　形成合力，還應充分發揮社會團體和志愿者的作用。近年來，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爾濱、（福建）上杭等很多城市，很多志愿者、社會人士和民間團體，在一些古舊街區面臨拆遷時發揮了被國家文物局原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譽為“不可低估，無可替代”的巨大力量。在文保立法中，有必要進一步鼓勵志愿者和民間團體的參與。

　　（作者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