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的價值判斷

　　王錚回憶，當年他在華東師范大學試圖從事城市自然地理研究時，曾經和多方面的專家合作，如束炯負責布局研究城市氣候學，許世遠等負責城市水文地貌學，劉敏、陳振樓等負責城市地球化學，可謂人才濟濟。當時，他還約請了中山大學周春山教授等從規劃和土地利用角度一起研究。

　　“當時許世遠一直想組織一個城市自然地理學的系統研究，可惜我們這些當年相對年輕的人只有跟隨國際熱點才能申請到課題，而只有申請到課題才能生存。大家都清楚，使用‘城市環境’一詞容易獲得申請課題，但是用‘城市環境學’代替‘城市自然地理學’，卻讓我們忽視了對基礎科學問題的研究。忽視了基本問題，會留下后患。”王錚說。

　　在當年的項目申請報告書中，王錚和他的同事這樣寫道：“城市時空過程是一類復雜過程，它包含了物理、化學、生物、地學、經濟、人口機制，它們構成了城市管理的復雜對象，在過去的10年中，這項研究在國際上日益成為熱點問題。城市自然地理的第一個內容是城市氣候，第二個問題就是城市水文地貌過程。”但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認可。

　　“直到這次北京發生雨澇，我才發現還是前輩科學家許世遠、張丕遠提的‘城市自然地理學’抓住了根本。”王錚說，“也許只有經過這次暴雨，城市自然地理學的研究才會成為熱點。”

　　讓王錚感到心情沉重的不僅是他的城市自然災害的研究未獲重視，還在于這種申報項目的經歷在現實中比比皆是。

　　“其實，即便是PM2.5這個現在的熱點問題，早在2005年我們就向北京市有關部門提過，只可惜當時沒人重視。”王錚說，當時他還在上海執教，一名曾在北京環科院工作過的評審專家來上海聽取了他的匯報，然后告訴他，有關PM2.5項目的研究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他們早已經解決了，還把他訓斥了一頓。“后來一打聽，這個評審搞過PM10的研究，我們在想，對方可能是把PM2.5和PM10混為一談了”。

　　而早在1999年，王錚申報太湖污染項目時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1996年，王錚參加了中科院長江三角洲發展問題院士考察團，在考察中，太湖污染的問題引發了他及眾多學者的關注。3年后，他和清華大學教授何強、天津大學教授陶建華，共同提出長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理與太湖流域管理的問題，并建議將此作為攻關課題。申報項目最終沒有被接受。

　　2007年，太湖水污染問題集中爆發，湖面漂浮的大量藍藻導致湖水缺氧性惡臭，污染嚴重，并威脅到無錫居民的正常用水，人們才開始重視太湖的水質問題。

　　“這些經歷說明，當時的項目審批者、管理者在科研項目方面缺乏前瞻性。一些審批者一味追捧國際熱點，不是熱點就不批。”束炯說，他研究的PM2.5項目雖然現在是一個熱點，但是很多研究者沒有注意到，在PM2.5問題解決之后會出現的后續問題。“真正作研究，就要考慮到后面延續的一些問題，科學家就應該從這一方面考慮。”

　　“八年之癢”

　　王錚認為，十余年來，從他和束炯的城市自然地理學的申報過程來看，恰恰反映了我國科學界存在的所謂“八年之癢”的現象。

　　也就是說，科學界在進行科研項目立項時，往往會有一些專家拿著國外的熱點做展示，要求科研人員當做研究的熱點，而不去結合我國的現實需要。“比如城市排水問題，我國1949年前沒有標準，1949年后教條地學習蘇聯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但實際上，他們的城市河渠系統建筑標準并不適合我國的自然地理條件。這就埋下了‘定時炸彈’。”王錚說，與此相比，歐美很多國家是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城市河渠標準，所以城市雨澇問題不太突出。“而SCI（科學引文索引）不大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因此，雨澇規律和氣候變化下雨澇的適應問題也就成不了世界性的熱點。”

　　王錚進一步表示，經過自己和他之前所帶的研究生龔軼的探討，發現我國科學研究的熱點往往是8年前國際研究的熱點。在國際上出現某種原創性東西后，3~4年后還有一個跟進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國際上就會舉行學術會議，我國一般會派代表參加。隨后幾年，國內會開始啟動研究，產出并發表研究成果。也就是說，我國比國際上對同樣問題的研究落后8年，堪稱中國科學的“八年之癢”。

　　在王錚看來，前述提及的諸多項目，從提出項目到最后被有關部門重視，時間大致在8年左右。

　　“八年之癢”是怎么發生的？王錚認為，這和目前負責科學立項的人多為學者型官員、戰略科學家有關系。這些學者型官員由于有大量行政工作要做，很難有時間看科學文獻、做科研，關注具體科學問題，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討論科學問題，“戰略”地評價課題價值。

　　“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SCI論，這些都是中國科技界的弊端，是科學研究方向失穩的原因。科學家，或者端‘科學’這個飯碗的，需要認真反思。”王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