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南京明故宮遺址公園概念性規劃設計方案國際競賽中，東南大學規劃方案勝出。當地文化部門稱《南京明故宮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12～2032）》方案將不搞假古董，但也表示方案考慮午門加頂、復建東北角樓。明故宮遺址如何保護，引起媒體和市民的廣泛關注。

　　近年來，南京提出“堅持以文化為魂，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在“敬畏歷史、敬畏文化、敬畏先人”的理念引領下，著力推進明城墻、大遺址、民國建筑保護，促進了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2010年以來，南京先后出臺《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南京老城南歷史城區保護規劃與城市設計》《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以法規的高度，突出了文化遺產保護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要求。那么，南京明故宮遺址規劃，如何執行上述法規、規劃的正確要求呢？

　　留下滄桑遺址的殘缺之美

　　明代初年的南京宮殿曾極盡輝煌，是北京宮殿營造的范本?！睹鲗嶄洝份d永樂十八年（1420年）“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明代遷都北京后，明故宮即逐漸殘破，至南明福王時，明故宮殿宇已大半坍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玄燁南巡至江寧，見到殘敗的明故宮遺址大為感慨，作《過金陵論》一文：“道出故宮，荊榛滿目，昔者鳳闕之巍峨，今則頹垣殘壁矣！……頃過其城市，閭閻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睹此興懷，能不有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之嘆耶！”

　　清咸豐同治以來的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國力衰落，多少千年文物毀于戰火。特別是在1860年前后，在北京，英法聯軍焚毀了圓明園等三山五園；在南京，明故宮、明孝陵、報恩寺塔等大量古跡毀于太平天國內戰。明故宮的遺址，同圓明園遺址一樣，是19世紀中葉中國內憂外患的歷史見證，起著警醒國人的作用。如此看來，明故宮的意象在中國文化中早已定格為滄桑之感與興亡之嘆。

　　固然明故宮遺址是殘缺的，但正如斷臂的維納斯，殘缺本身也是一種美。保護好殘缺遺址的歷史真實性，人們可以撫摸規模巨大的臺基柱礎，仰望高大的午門、西安門、東華門，由這些真實的遺存想象出昔日明故宮的壯麗，生發出“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那般博大而悠遠的思古幽情。反之，如果以諸如“防滲”之類名目進行復建，搞所謂“加頂保護”之類的“穿衣戴帽”，在遺址上打造“21世紀版”新建筑，消滅的是歷史的滄桑之感、藝術的殘缺之美，剝奪的是后人在遺址之上與前人進行穿越時空的對話的權利。

　　因此，我們談遺址保護，首先需要在理念上弄清楚：要保護的是歷史上作為皇家宮殿的明故宮，還是現在的文物遺址？明故宮遺址本身就承載著真實的歷史信息，明故宮被毀的歷史是無法篡改的，昔日輝煌也是不可能重現的。遺址公園的核心功能是遺址保護，歷史真實性就應作為保護的第一要務。為此，應當分清楚“遺址保護”與“建筑復建”之間的不同性質，不能借保護遺址之名行“復建造假”之實。

　　被毀文物須依法實施遺址保護

　　從法律上看，明故宮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作為遺址，它已是在歷史上被全部毀壞的不可移動文物。《文物保護法》規定，“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特殊情況需要在原址重建的需報國務院批準。顯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與原址重建的“特殊需要”并無關系，沒有必要改變文物原狀。正如國家文物局原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指出：“考古遺址公園不是建筑師競技的舞臺，這里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遺址。”

　　復建午門城樓是幾位建筑學家多年的愿望。在《關于南京明故宮遺址保護的意見》一文中，有觀點呼吁“恢復午門兩翼及城樓。目前午門城臺上的柱礎大部分都保留著，兩翼已被拆去（估計毀于20世紀初）?？筛鶕本┪玳T修復。”《歷史文化名城中的史跡保護：以南京明故宮遺址保護規劃為例》一文建議“像宮城之起點午門，因為重要而且有歷史照片，現在又城臺大部存舊，所以建議復原”。

　　建筑學家對明故宮的研究，當然值得我們尊重。但學術上的觀點和改變遺址原狀的決策，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歷史并沒有給所謂“復建”留下確鑿的歷史依據。南京明故宮的木構建筑早在現代建筑學建立之前就已被焚毀，沒有留下任何測繪和照片資料。即使根據北京故宮來“復建”南京故宮，也只能是一種想象和推測，而非原貌本身。

　　“防滲”也并非所謂“午門加頂”的充分理由。對午門城臺的防滲可以有各種技術措施，但類似恢復城樓之類的“加頂”，則對文物原狀改變甚大。2006年南京市文物局剛剛對午門進行過防滲維修，以確保排險成功。2000年國家文物局通過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規定，“凡是沒有重大危險的部分，除日常保養以外不應進行更多的干預”，“已不存在的建筑不應重建”，“文物古跡的審美價值主要表現為它的歷史真實性，不允許為了追求完整、華麗而改變文物原狀”。值得討論的是，如果午門結構安全，“加頂”的理由還存在嗎？如果存在重大危險，“加頂”會不會對結構安全造成更為負面的影響呢？

　　雅典、羅馬等許多世界名城，已經有了保護遺址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國際經驗。從技術上展示遺址，并沒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難可言。問題的焦點是能否遵從遺址保護的“真實性”和“最小干預”的國內外通行準則。著名的《威尼斯憲章》指出：“修復過程是一個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跡的美學與歷史價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一旦出現臆測，必須立即予以停止。”

　　在遺址上重建已經失去的建筑，并無益于人們對歷史的真實認知，也和中國文物保護的法律要求相沖突。各地已經有過不少令人遺憾的教訓。為此，2005年下發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要求：實施保護工程必須確保文物的真實性，堅決禁止借保護文物之名行造假古董之實。要對文物“復建”進行嚴格限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切實用到對重要文物，特別是重大瀕危文物的保護項目上。

　　在各地考古遺址公園紛紛上馬的浪潮中，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京明故宮遺址何去何從，具有突出的示范效應。若南京故宮將恢復午門城樓、角樓，那么其他的南京古城門，以及中國各地的宮殿和城墻遺跡，是否都可以拿諸如“防滲”、“加頂”之類的理由，進行所謂的“復建”？

　　讓文保決策在陽光下運行

　　面對各界人士對明故宮遺址命運的關注，南京市文化部門負責人對公眾參與作出積極評價，表示“網友們提出的很多建議和意見，我們會認真研究，并在以后保護規劃中得到體現”，體現出傾聽民意、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姿態。要確保明故宮等遺址得以科學保護，決策程序的公開透明至關重要，公眾的參與和監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其中，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重視。

　　第一，設計招標的公開透明。去年10月，有媒體報道南京計劃國際招投標，打造明故宮遺址公園，但此后是否在政府網站等渠道公開發布了招標公告？而這次邀請三家設計公司中，有兩家是美國、澳大利亞的公司。根據中國文保法律，文物保護規劃編制單位必須取得《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資質證書》，這兩家外國公司的資質情況是否可以公開？

　　第二，專家論證的公開透明。專家論證應當遵循文保行業規范要求的回避制度，即“參加評審的專家不應同時也是項目的參加者，并且與評審事務無利害關系”。行政機關組織的專家論證會作為一種行政行為，專家意見是否可以實名向社會公布，接受群眾的監督？

　　第三，方案公示的公開透明。目前，明故宮遺址規劃方案，已經在未經公示的情況下，進入上級文物行政部門審批程序。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相關重大建設項目“必須建立公示制度，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依據《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保護規劃“應當征求社會公眾的意見”。明故宮遺址規劃方案是否應依法立即舉行公示？

　　第四，民意表達的公開透明。明故宮遺址保護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為確保公眾參與和決策形成良性互動，可否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和《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的要求，舉行規劃聽證會，通過聽證確保公眾代表同有關方面對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平等、充分的質證和辯論？

　　南京有關部門投入一筆巨額專項資金用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體現政府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在各地紛紛建設遺址公園的熱忱中，為把這件好事辦好，筆者有兩方面的建議：一是在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理念上，應當是在加強遺址保護和展示的前提下，將真實的遺址融入城市空間體系，讓全體市民都能近距離地了解遺址、欣賞遺址，實現遺址的社會價值；二是要讓遺址公園真正造福于民，很有必要通過公示、聽證等各種形式，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