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治理”一詞的提出，是一種新事物。我們所說的“治理”，實際上是強調把森林當作一個生態系統、一個環境區域、一個景觀來看待，它包括自然本底、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等內容。作為體現森林文化內涵的生態旅游的開展，其管理過程涉及各個部門與各個層面，需要多方的協作與配合。可以說，生態旅游的管理目標與森林治理的效益原則在整體上是一致的。

　　編者按

　　今年6月4日，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印紅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林業新聞發布會上曾表示，建立公平高效的全球森林治理體系目標，需要各國的共同努力。在提到為實現上述目標要做好3個方面的工作時，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要全面、客觀評價森林的價值，把森林可持續經營管理作為林業發展的核心內容，大力植樹造林，強化森林資源管理，充分發揮森林的經濟、生態、文化等多重效益。目前，我國所開展的生態旅游，可以說是森林文化內涵的具體體現，它在森林治理體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地球規模的森林資源與環境處于消失與劣化的危機之中。從世界范圍看，迄今為止的森林經營措施主要是依據政府所制定的方針與政策來實施的，有時以私人所有為特征的經營在森林培育中按市場機制行使作用。

　　伴隨著這個過程，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反復出現的“政府的失敗”和“市場的失敗”現象，也就是說還未建立一種比較有效的森林管理模式。

　　1992年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起草了關于森林的兩個文件，即《關于森林的原則聲明》和《21世紀議程》，這兩個文件是世界范圍對森林管理達成的最初協議。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后，世界各國、各地區按照可持續的森林管理理念制定了各種各樣的措施。例如，國際熱帶木材組織制定了可持續的熱帶林管理的基準與指標，此后其他國際組織分別以歐洲森林、歐洲以外的溫帶林、南美森林為對象制定了相應的森林管理基準與指標，這些森林的面積已經占全世界森林總面積的80%以上。但是，這些措施大多集中在基準與指標的制定上，而且處于技術性層面。

　　為了更好地管理森林，單靠政府的方針政策，甚至市場以至技術上的措施顯然是不夠的，這里涉及有關治理的概念。關于治理變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領域，但是把治理原理引入森林管理中，并提出森林治理，尚屬于一種新事物。

　　當然，因為各國林業管理或森林的歸屬等情況不同，所以側重點就不一樣，但這里的“治理”基本上是強調把森林作為一個“社會”來對待，或者說是當作一個生態系統、一個環境區域、一個景觀來看待。

　　國人一般提到“森林”往往會跟“林業”等同，而林業又和木材生產等掛鉤，基本上很少考慮森林作為一個環境所包含的自然本底、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等內容。森林治理的理念需要今后慢慢建立，而國家林業局對于林區今后工作的重點也應該放在此處。森林治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則，即不管經過什么樣的過程，最終要達到對森林的最佳管理水平。環境時代的森林治理所涉及的公共空間，不僅是指政府單方面對森林的“管理”或“治理”，而且更加強調各個關系主體的價值觀能夠相互交織，相互碰撞，相互磨合，最終尋求一種妥協關系或具妥當性的治理之道。同時，政府與市場提供一種平臺，以另一種身份來協調各個主體之間的關系，以達成對話、協作或相互了解。

　　近年來，對森林價值的認識，不僅僅局限于木材生產上，同時森林的多方面效益或多功能利用價值也得到很大程度的重視。如果在這里把森林看作生態系統的話，不是單純地停留在森林所特有的自然環境上，而是對人與森林之間的關系本身也給予足夠的重視。比如說，森林因具有固定吸收二氧化碳的碳匯效益而被看做是一種公共財富，這當然被認為是一種新的觀點。即使是市場經濟中的木材產業本身，因作為防止地球溫暖化的一個環節也被視為具有公共性質的事物。這是因為，如果說到目前為止市場經濟中的木材產業并未被看做是具有公共性質的事物，那么森林所具有的其他公益機能已經被當作公共事物來處理，因此把森林本身看成是一種公共事物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此時把森林這種物理的、社會的空間作為一種公共空間來對待還是可能的。最初所謂的治理是屬于公共政策的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講，森林政策也可以被認為是公共政策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