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進一步分析說，城市基礎設施的供給一定要有足夠的資金來維護，隨著人口增加還要增加它的公共服務能力，這就需要解決資金來源。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來源有兩個，一是在目前以工業稅為主導的稅收體系下，通過工業投資增加稅收，解決城市的維持成本，包括行政開支、一般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投資。另一個就是在增加工業投資的時候通過從農民手里取得大量低價的土地給投資商形成工業區。

　　可以說，所有的城市工業區、新區全都是低價甚至零地價供地。此外，政府還要解決配套設施，否則沒人來投資。所以，在整個工業地產方面，政府是凈付出，還得新增大量的勞動力在這兒就業。

　　那么，凈付出的成本從哪里出呢？李鐵的回答是，“只能靠新城開發和房地產開發。”他解釋說，房價越高，土地出讓收入就越高，以此彌補工業用地投資和城市其它設施建設的投資。而通過不斷占地獲得收入，不斷占地解決工業投資問題，不斷占地解決新城建設，結果就是城市粗放式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同時也讓我們面臨著人口不斷增長的問題。

　　“按照國外的經驗，城市要解決這些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這又會面臨公共服務的錢從哪里來的問題。為了保證高水平的城市形態和基礎設施標準，外來人口就被排斥在了公共服務之外。”李鐵認為，正是用廉價勞動力來解決城市發展，形成了中國的城市發展模式，也形成為一種規律，而這個規律形成之后就無法遏制。

　　“比如，現在一些城市實行房地產限購，導致房地產發展受到很大影響，城市沒有能力增加基礎設施開支，就通過不斷招商引資，增加工業投資彌補未來出現的收入差距。”李鐵直言，這只會讓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因而促使地方政府不斷通過各種方式探底，松動現有調控政策。

　　為了解套，有城市希望通過發行債券解決，李鐵認為，發行債券既填補不了公共設施維護的漏洞，一旦發行只能一屆政府接著一屆發。當他們感到壓力的時候，就要求放松土地政策、土地限制，同時新城開發只有面對富人才能拿到高額土地出讓金，否則就無法給窮人蓋保障房。“這是中國特有的一個經濟學發展規律，是客觀上沒有辦法解決城市龐大開支壓力的結果。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有觀點提出，借鑒外國物業稅的辦法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李鐵說，“這在中國還很難實現。”

　　他的理由是：首先，我們的物業稅額度很低，解決不了問題。并且人們擁有的是七十年使用權，沒有土地權、房屋所有權，怎么收稅？如果說收房稅，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權和房稅之間是什么關系？其次，對已經購房的產權所有者來說，購房時繳納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包含了這方面的稅，不應該重復收稅。第三，如果城市征收物業稅，農民的宅基地住房要不要收稅？在諸多農業稅取消的當下，向農民征收物業稅不太現實。再有，城鄉用地、農村和農村之間用地的稅收差別等等還很難界定。

　　最后，李鐵感慨地說，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探討，更需要從國家的角度建立一個研究城市發展的部門統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