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分析，李鐵認為，“只有按照人口的流向、未來集中轉移的趨勢，才能決定城市的要素資源怎么配置。”然而，對于這一以人來確定城市化發展格局的重大主題，他失望地說：“現在整個城市化進程已經遠遠偏離了這個主題。”

　　他還談到，一些政府通過行政劃轉，把縣、村直接劃為城市的一個轄區，把農村改成街道辦事處，將一部分農村人口轉化成城市人口，從而完成當地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率，由于對這部分人口既不解決公共服務問題，又不解決基礎設施配套問題，最多只是戶口指標上的一個轉變而已，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一些省份將外出打工的農村戶籍人口計算在城市化率中的做法，這樣的城市化是被異地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也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這樣的問題，大家都很清楚，但都不去面對。在執政過程中，對很多發展規律、發展進程并不了解，盲目地用所謂政績沖動來變通解決所有的城市化統計的差距，是一個挺大的誤區。”

　　他表示，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關鍵是取消設限，核心問題是取消橫亙在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之間的政策鴻溝。只有把這些設限、束縛取消了，剩下的一切按市場規律來辦就可以了。“問題恰恰是我們對城市化還僅僅停留在盲目提高土地指標為主軸，一些政府官員想的是怎樣提高統計指標數據，而不從取消設限來彌補公共服務差距，這是我們感到十分痛心的問題，也是現在覺得最難的地方。”

　　土地不能平均化

　　土地是城市化的前提。在現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進入市場為城市政府提供了巨大的獲利空間。同時，我國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又為土地從農業用途向非農業用途、從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轉帶來巨大的需求。也因此，圍繞著土地所引發的矛盾日益突出。

　　有學者提出，城市人應該和農村人一樣具有擁有土地的權益。李鐵認為，這是一種理想，是吃大鍋飯的表現。農村土地問題有它的歷史原因，當1949年每個農民分到一塊土地時，意味著首先要解決基本生活問題，而不是其它的事情。非農人口通過非農就業取得工資解決基本生活，甚至可以獲得更多的城市公共福利。這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當時，我們國家的工業提供不了那么多就業機會。后來，在整個社會發展的大變革中，工業化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才使得農村人口大量轉移到城市，土地的價值和原有的保障發生了變化，土地有了新的作用。”這種情況下，李鐵認為，我們應該承認農民對土地的天然的權益，這種權益是不能更改的，土地也是不能平均化的。

　　他表示，現在最應該做的就是要尊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不能再以低價征收征用。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低價占地取得的。我們都說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很便宜，但和印度、東南亞、中東國家相比不是最便宜的，但我相信，土地價格、環境成本，我們是最低的，中國的招商引資條件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不具備的。”

　　繼而，他表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批城市的發展以及財富的積累，是靠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廉價環境代價多重作用構成的。但當前勞動力價格上升、大量的社會矛盾集中在土地、拆遷、房屋上，也表明以過去的發展方式獲取發展收益是不可持續的。

　　他還分析說，過去低價獲取土地是為了滿足低投入成本換取國家的工業化積累，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后，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財富分化的加劇，特別是在市場發育迅速的過程中，有一部分的資源轉化并不是為了公共目標，而是變成了私人目標。

　　比如，過去在促進工業發展的時候低價征地是為了通過國有企業的發展滿足更多的就業，但后來這個公共目標被私營企業家和地產商替代了，廉價的投資成本構成了企業利潤很重要的一部分。李鐵認為，通過低價的方式掠奪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換取另一部分人收入的增加，正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只有大大增加政府的開發成本，減少開發商在土地中所獲得的高額利潤，讓農民拿到合理的土地收入分配，才能縮小收入差距，形成新的消費需求。”

　　“另外，讓農村土地平等地進入土地一級市場，享有城市開發的權利，也是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李鐵說：“它的好處是，既可以緩解社會矛盾、縮小收入差距，還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他解釋說，現在城市發展模式之所以是粗放型的，并帶來一系列所謂后城市發展的負擔——服務業發展不起來、土地利用粗放、人口不夠聚集、耗能增加、基礎設施維護成本過高等等，既是我們發展付出的代價，也是土地太便宜的結果。只有拿地很貴的時候，人們才會珍惜土地，才能改變城市粗放式的發?展。

　　城市發展的怪圈

　　訪談中，李鐵對于城市的發展模式也做了詳細的論述。他直言地方政府傾向于把服務目標鎖定中高收入人口，是現行城市發展模式無法擺脫城市運營高成本的必然結果。

　　他說，我們知道，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大量的工業投資形成大量的就業人口，帶來城市財富的迅速增長。早期是以廉價土地和廉價勞動力為代價。8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另外一種狀況，通過現有的管理體制迅速調動農村資源向城市集中。

　　比如，通過財政方式把鄉鎮一級的財政資金集中到縣以上城 (論壇)市搞城市建設，迅速解決了幾十年來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的問題。在西方參照系強烈的對比下，我們有一種趕超意識，一方面是對工業投資的渴望，另一方面希望城市盡快發展成和西方城市一樣，至少形態上是一樣的。這就帶來了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包括地鐵等大量城市公共設施的興建，但是這些都需要錢。錢在哪里來？它不是通過城市自身積累，而是通過底下交上來的。由于不同級別的城市調動資源的能力不一樣，我們看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全國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而現在城市差別越來越大，并且這個差距不是一般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