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頻生的真正原因在我們選擇財富積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們為何一定要剝削一部分人才能讓另一部分人富起來？雖然歷史階段有其被迫性，但走上這條路有非常不明智的一面。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有一些人會做出犧牲，但政府在制度設計上不應該以這些人的犧牲作為發展前提，資本的積累不能按照奢侈的方式進行，我們不需要以大量資源的消耗實現城市化發展。

　　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在不斷擺脫路徑依賴的過程中謀求發展，成功擺脫路徑依賴才會成長。中國的財富積累速度在近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付出的代價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而資源代價、環境代價、社會倫理代價是物質不能償還的，這些“后遺癥”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修正才能慢慢減緩。

　　目前中國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可能要在高速發展時期過后才能有效提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理論成果，歐洲城市化轉移的人口不到中國需轉移人口的二分之一，美國更少。如果中國能夠在不爆發大規模劇烈社會沖突、沒有向全世界掠奪資源的前提下完成十幾億人口的城市化，這是對全世界的貢獻，中國政府也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城市化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試圖在幾十年內完成城市化進程是不現實的，這是很漫長的積累過程，尤其是人的改變。目前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是通過高強度的城市化搭建平臺，市、縣、區、鎮、鄉、村一哄而上，是一個全面的蔓延性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屬于非規范化的發展套路，“亂拳打死老師傅”，導致中國環境事件頻發和社會矛盾激化。正常的城市化現在應該是層次提升或者叫內涵式提升，如果想找到高端經濟行為的良好發展平臺，只能向真正適宜發展城市的地區集中經濟能量，應注重內在要素的提升，上一個臺階。

　　近幾年在城鄉統籌安排上稍微有一點進步，有少量城市意識到這個問題，正用一種新市民的態度迎接鄉村居民。目前開始出現松動的主要是經濟財富積累達到一定程度的、出現勞動力短缺的二三線生產性城市。雖然這種改變是迫于“民工荒”的無奈，但我們已看到制度重新設計的機會。

　　記者：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學術活動中提出“緊湊型和多樣性”的城市發展思路，您是否贊同這一方向？市民意識在城市化進程中應有哪些改變？

　　尹稚：我贊同仇保興副部長的觀點。在近幾十年，人們追尋的基本國際潮流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可持續發展思潮，全球社會都在反思人自身的行為，總的轉向是如何在獲得幸福生活的同時占用更少的資源。追求緊湊是基于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出發的。如果中國按照美國夢的模式建設，恐怕將所有農田變為城市都無法滿足中國人居住要求。雖然中國目前的大都會地區人均用地水平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但低效率地利用土地換取政府財政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資源浪費?，F在的制度設計導致擴張式發展的財富來源和獲取手段都有問題。

　　中國人一直講究節制，在文化上有勤儉持家、勤勞奮斗的傳統，但是近幾年的政策導向都在非常瘋狂地引導整個社會向消費主義的道路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成為奢侈品消費第一的國家是一個黑色幽默，擁有最奢華的政府辦公建筑和各種莫名其妙的詭異形象工程也是更大的黑色幽默，這些欲望不節制，如何實現正常的城市化生活？這是一個全民意識的問題。如果我們能以更低的能源代價和資源代價實現城市化，可能會開世界之先河，但這很有難度。在歷史上，美國企業界花了數十年時間將勤儉的美國人培養為消費主義的信徒，但在最近幾年，重回簡約生活的趨勢也很明顯。

　　同樣，中國的城市不是僅僅屬于某些特權階層的城市，多樣化意味著對各階層生命尊嚴、生活方式及通過奮斗改變個體命運的尊重，現階段的方向應是對包括“農民工”、“蟻族”等城市弱勢群體的尊重和在利益分配上的傾斜，在制度設計上留下他們進城的渠道和安居樂業的可能。

　　尹稚：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