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會有阻力，真正的阻力是通過這種制度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過去30年高速擴張中實現了非常瘋狂的原始積累，在現階段經濟增長適度放緩的過程中，應該利用機會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說到底是一個合理分配財富的問題，針對必將進入城市，并參與城市財富創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調整分配原則，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謂的城市化對人而言也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要切實維持進城門檻的低標準，不要盲目抬高進城成本。為什么全球很多城市都會出現“貧民窟”這種問題？因為所有的城市的新移民在開始轉換生活模式時都沒有財富積累，都會選擇最廉價的方式進入城市，但只要能住下來，通過若干年的努力就有機會實現家庭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國為何沒有出現這種類型的“貧民窟”？中國在歷史建設中遺留了很多城中村，在大都會地區存在大量未利用的地下空間，其取代了其他國家的“貧民窟”，為新移民提供了廉價但同樣條件惡劣的居住場所，大幅度地降低了這些人進入城市生活的門檻。但我們沒有反思對這一大規模群體的虐待，在制度化出路尚未建立時，就要將城中村全部掃光，將地下室清空，這其實是更不人道的做法，是將制度以外的遷移渠道和定居的可能渠道清理掉的思路，這不是正常的實現城市化進程的思路。

　　記者：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否存在模式單一化的問題？應如何使城市化進程更有活力？有學者認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缺少經驗，您如何看？

　　尹稚：一場城市化進程一般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自下而上，我們在學術層面上稱此為他組織過程和自組織過程。從全球城市化進程來看，他組織過程是長遠的、宏觀的，大系統的規劃建造過程，決定了城市的基本框架和結構；而在其中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社區乃至每一個個體如何生存、如何調試、如何創造出城市的繁榮是一個自組織過程。

　　在改革開放初期20年，中國進行過很多探索，開始有自組織現象的出現，并已經在探討小政府、大社會的形態，但是這十年是真正做成了龐大無比的政府和對基層社會的全面的摧毀。舉例來說，近幾年經常出現各地城管與商販之間的沖突不快。城管針對的不是體系經濟，而是非體系化的自然經濟。哪怕在再發達的國家，小商販的小本經營也是存在的。因為微觀細胞的相關作用沒辦法完全納入到體系經濟中，恰是這種形態的存在補充了體系經濟的不足，能夠讓經濟運轉得更和諧、更有活力。

　　“社區”同樣應對的是社會的自組織過程。在中國皇權社會，有“皇權不下鄉”的說法。因為這對執政資源的消耗非常大，稅收和國家預算無法支撐，如果硬要支撐，必然加大對人民的掠奪，這是在“維穩”和“激發民變”之間的明智選擇。封建社會主要通過基層的鄉規民約，以文化、道德引導的過程實現社區穩定。歐美國家的政府不同黨派之間的分歧和博弈對社區的直接影響也是有限的，社區層面的社會狀態實際上帶有很強自治性。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家達成共識，慢慢形成五花八門的組織以維持社會基本安定。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將其末端神經深入社區，以“支部建在連上”的軍隊管理模式進行公共管理。軍隊是簡單系統，但是社會是復雜系統，我們將在戰爭年代的管理軍事系統的經驗放大到了全社會系統中，即使是農業社會，也不可取。

　　我們的政府一直有對抗性的思維慣性，認為自己戰無不勝，不僅戰勝階級敵人、戰勝大自然，還可以戰勝歷史規律；而一部分技術官僚、專家學者迷戀于技術至上的問題思維，認為所有的問題都能通過清晰的邏輯解決。任何復雜系統都可以有調控，包括前饋性調控和反饋性調控。如果從科學的角度講，前饋性調控因其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難以實現精準預估，存在局限性，適合控制復雜系統的宏觀層面，越具體，越細節，越不靠譜。市場體制以反饋性體系為主，在越小尺度中實現越有效，用于宏觀控制則代價非常大，有時根據反饋進行宏觀調整時難度極大。從全球看，大部分地區國家都在走混合型道路，既有前饋控制，也有反饋控制。

　　近十年，在中國經濟、人文環境剛剛有所改善的情況下，政府突然沒有任何節制地加大他組織進程，而這一他組織進程并非基于價值觀和政治觀的鐵板一塊，在這樣一個時候加大前饋性控制，人們必然質疑改革成果究竟被誰獲得，他組織進程為主的權貴經濟還能走多久。這不是信仰問題，而是關于在制度上應選擇什么路徑才能實現社會全民的整體利益的討論。

　　記者：目前的全球化因為經濟危機進入到新的階段，但在這個過程中，歐美地區的巨型財團受益最多，在今年爆發的倫敦青年暴動、美國市民占領華爾街活動等也有此因。有經濟學者指出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應結合經濟轉型而動，也有規劃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在路徑依賴中會相對艱難，您如何看其未來？

　　尹稚：中國的、國外的社會動蕩，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的貪婪造成的。歐美國家的政企是剝離的，市民認為受到了資本家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可以打出擁護社會主義的旗號，其國家政府可以用權力調整企業和市民之間的關系，達到再一次的平衡。我們國家缺少市民社會，有民權意識是近年的事情，一直形成不了市民社會集體性的利益訴求；而中國的發展軌跡是政府和市場的高度結合，在經濟危機后，政府積極投資于國有壟斷企業，進一步加大了權力和利益的捆綁，讓社會感覺更絕望。在我國，政府并不是剝離于市場的第三方力量，這導致了真正向企業表示不滿的市民不多，基本上將不滿針對于政府，這是中國特殊發展道路和國情決定的，也和中國的發展階段有關。如果未來要重塑政府形象，政府要從市場圈中脫離出來，打破政府和企業同一訴求的模式。深層次的頂層設計不解決，簡單靠投資和經濟增長平復民怨，是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