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終于超過50%，達到51.27%。這在中國城鄉發展史上和城鎮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那么，在城鎮化率超過50%以后，該怎樣推進城鎮化呢？

　　首先，必須清醒認識中國城鎮化目前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明確需要推進的是什么城鎮化。城鎮化有健康的城鎮化，也有病態城鎮化。所謂健康城鎮化是指基本上不存在城市病和農村病的城鎮化。所謂“城市病”是指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城市住房擁擠、交通堵塞、環境臟亂差、失業嚴重、社會治安惡化、存在大面積貧民窟的現象。所謂“農村病”是指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優質農村勞動力過度流失、農村人口老化和弱質化、土地拋荒、農村凋敝的現象。目前，中國的城鎮化從總體上來看是比較健康的。作出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城鎮化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基本協調，沒有像印度、巴西那樣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和特別嚴重的“城市病”、“農村病”。但是，局部的確存在幾種值得注意的屬于病態城鎮化的現象。

　　其一，“半城鎮化”。如果把大部分還沒有市民化的進城農民工從城鎮人口中減去，實際的城鎮化率可能至少要下降10個百分點。其二，“被城鎮化”。這是指農民在城鎮沒有穩定的就業、被動地成為城鎮居民的現象。其三，“貴族化”城鎮化。城鎮建設和發展偏向先富起來的階層、強勢群體，著眼于滿足少數富人的高檔需求，不顧廣大普通市民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其四，“大躍進”城鎮化。這是指局部地區城鎮化速度過快、過急、過猛，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現象。

　　中國現在進一步推進健康城鎮化，必須對癥下藥，采取以下戰略措施。

　　第一，重點是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要讓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真正扎根城鎮，不再頻繁流動，以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持久、穩定的轉移，從而穩定城鎮的勞動力供給，從根本上解決“民工潮”和“民工荒”問題。事實上，推進城鎮化以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應該是最優的選擇。

　　第二，制度創新必須先行。城鎮化的制度障礙主要是不完善的戶籍、社會保障、就業、土地、住房、教育等制度。在這些制度中，人們往往認為最重要的是戶籍制度阻礙了城鎮化進程，其實不盡然。戶籍制度實際上已經不能阻止農民進城，只是阻止進城農民獲得市民身份。戶籍制度之所以難改，困難不在戶籍制度本身，而在于和戶籍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城鄉有別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加快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戶籍制度的改革也將不再困難。因此，推進城鎮化最重要的制度創新不是戶籍制度改革，而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以工業化、信息化、服務化促進城鎮化。城鎮化必須依靠產業支撐，否則就是“唱空城計”。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發動機，城鎮化是工業化的促進器，應該進一步發揮工業化與城鎮化的互相促進作用，通過推進工業化來促進城鎮化的加速發展。信息化、服務化依靠城鎮化的發展，反過來信息化、服務化又能夠有效促進城鎮化。信息化、服務化是現代產業結構演進的大趨勢，也是城鎮化的強大動力，應該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加快信息化和服務化的步伐，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價值鏈，為城鎮化提供有力的產業支撐。

　　第四，多渠道籌措城市化資金。城鎮化必然要建設更多更大的城鎮，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如何有效籌措城鎮化所需的巨額資金，是當前面臨的一個困難問題。必須通過多種渠道籌措城鎮化資金，吸引更多包括公有、民營、外資和農民的資金，用于城鎮化。農民工市民化所需資金的來源或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財政支出、土地增值收益、雇傭農民工的企業的支出、農民工的直接支付和農民工轉讓承包地所得的補償。政府的錢應該用在刀刃上、關鍵點上，社會保障就是刀刃，城鎮化就是關鍵，政府現在加大這方面的投入，能夠取得一舉多得的效果。

　　（簡新華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