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亞，今天印度的主要城市都有貧民窟，孟買的貧民窟最多，全市1200萬人口中，60%居住在貧民窟里。位于市區中部的達拉維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人均面積只有1.8平方米。實際上，居住在印度貧民窟的人并不都是不名一文的窮人，比如，孟買貧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屬于印度的法定貧困人口，而住在達拉維的一些人實際上每天在半島南部的寫字樓里上班。

　　巴基斯坦也有類似印度的城市化過程。最大城市卡拉奇現已取代孟買成為亞洲最大的貧民窟所在地，貧民窟總面積達到50平方公里。聯合國報告顯示，當地貧民窟人口擁擠，環境臟亂，又存在許多非法工廠，在衛生和居住安全方面存在許多安全隱患，包括傳染病蔓延及火災等。此外，由于居民成分復雜，貧民窟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

　　在南非，為了保護白人的利益，曾經施行種族隔離政策，對不同人種進行社會、居住、產業和政治隔離。今天，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已經被推翻，但正常的移民機制還未建立起來，主要黑人群體在參與南非社會和城市化過程中仍面臨多重困境。

　　很顯然，我們不需要這種“拉美模式”的城市化。中國要想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實現2020年人均GDP翻兩番的經濟增長目標和全民共享的發展目標，必須維持既有的經濟發展速度，必須持續地推進既有的城市化進程。

　　來自韓國城市化的經驗

　　韓國城市化的經驗值得借鑒。韓國通過新村運動來達到城市化過程，而沒有形成“貧民窟的城市化”。韓國只有１０萬平方公里，人口4800萬，面積和人口都相當于廣東省的一半。它的GDP是廣東省的1.2倍，人均GDP超過1.4萬美元，大概高于廣東省4000多美元。韓國是新加坡以外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大概達到了93%，是新興工業化城市化國家。

　　在20世紀30年代，韓國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下，是典型的農業國家。到了1944年，城市化水平只有43%，1945年獨立時也是如此。當時我們中國的城市化大概比它低一兩個百分點。它的城市化起步在1943年到1960年。有三個原因導致了城市人口增長：第一，一批歸國人員在韓國獨立后回到城市。第二，戰爭引起人口遷移，大規模的農民從農村走入城市。第三，政府依賴美國援助，進口大量美國糧食，使農業經濟遭到破壞，大批農民棄地進城。

　　1961年到1987年是韓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該時期，實行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奉行工業為主、大企業為輔、大城市為主，以重工業為基礎，輕工業為中心的出口主導型經濟，促使經濟發展與城市規模擴大，城市人口增加。同時，政府也實行人口自由流動政策，導致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從1988年開始，城市化進入平穩發展階段。1985年，其城市化水平達到70%左右，2008年達到90%多，今天已經超過93%。韓國城市化主要是政府主導，通過集中產業布局，把經濟增長的要素通過市場進行配置，通過政府引導走向城市化。

　　韓國城市化的過程中有很強的環境保護意識。韓國政府對工業污染的管理和控制極其嚴格。而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時，所付出的環境代價相當大。經濟發展是城市化的核心推動力，基礎設施建設是城市化發展的重要舉措，政府和政治制度對城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導作用。韓國雖然是市場經濟型國家，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始終左右著城市發展。

　　新村運動對城市化具有重要意義。韓國是通過新村運動來處理城鄉差距的。上世紀60年代，韓國進行了兩個五年計劃，加速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但政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導致農業和農村極度落后，城鄉差異比較大。農業的落后導致各類工業產品的市場縮小，農業進口的浪費。面對這樣一個嚴峻問題，20世紀70年代，韓國總統樸正熙發動新村運動。這項運動最初在農村推行，最后推廣到城市和工廠、學校，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這是一場席卷全韓的社會改造運動，既避免了貧民窟的出現，又沒有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新村運動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訓，韓國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應的教育和培訓機構。教育與培訓內容包括地區開發、意識改革、領導培養、提高市民素質、技術推廣等。教育與培訓使農民培養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觀念。韓國戰后多年的教育經費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文盲率從1945年的78%下降到1990年的3.7%，國民素質迅速提高，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創造了必要條件。

　　韓國的新村運動，除了徹底改善農民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關鍵是快速穩妥地向城市轉移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1970年韓國新村運動開始時，農業人口的比重高達50%，到1975年下降到37.1%，到1985年下降到20.1%，現在為7%。也就是說，韓國僅用了約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甚至幾個世紀才能完成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并且沒有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和社會動蕩。

　　新村運動盡管很快促進了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然而，極為有限的政府投資加上中央政府主導的推進方式，產生了農戶負荷，勞動力轉移和對中央政府依賴等問題。近幾年，韓國農村增收速度有所放緩，農村空心化、勞動力市場波動和城市貧困等又成了新問題。

　　中國城市化的未來走向

　　中國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怎么避免拉美模式城市化？首先，我們可以借鑒韓國的有效經驗，即先解決農村和農業問題，再走進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是非常曲折的，目前進入了一個高潮期。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把中國城市化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反城市化時期，第二個是早期工業化時期，第三是土地改革問題，第四是后工業發展時期。從整體上來看，我們過去發展城市化的政策，即嚴格控制大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市。

　　究竟什么樣的因素促進了中國城市化呢？主要是技術、勞動力、資本和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完全城市化現在有四種，第一種是人口的城市化，第二種是產業的城市化，第三種是土地城市化，第四種是半城市化。中國當代城市化具有明顯的半城市化特征，同時更包涵以上這些類型的城市化，是一種不完全的城市化過程；中國部分地區的城市化也出現了過度城市化的城市病現象。

　　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走新型的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是對轉型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特點要求的響應，是有中國特色城市化在現階段的具體表現。新型城市化就是推進城市化由偏重數量規模增加向更加注重質量內涵提升轉變，由偏重經濟發展向更加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由偏重城市發展向更加注重城鄉一體化發展轉變。

　　當代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背景遠比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高潮時期以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狀態和問題更加錯綜復雜。一方面，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對城市化的拉動越來越強；另一方面，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的城鄉遷移、跨區流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無與倫比；與此同時，全球化、信息化也在對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化施加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和市場得到了很大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化的地域差異也不斷擴大。由于中國仍處于轉型時期，國外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的城市化理論（社會剩余產品理論）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理論（推拉理論）都難以直接引進并加以應用。我們需要根據中國國情，探索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尤其是賦予中國城市化城市生活方式轉變的內涵，而不是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