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份文化遺產上面,都流淌著我們先人的血液,傳承著我們文明的DNA。所以,保護文化遺產,是給我們一個機會,也是給我們后人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繼續守望我們文明的遺產,守望我們文明的財富。”

　　5月21日至22日,風景宜人的曲阜孔子研究院,一場文化遺產保護與促進文明對話研討會在這里舉行,出席第二屆尼山論壇的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印度文明、墨西哥瑪雅文明以及兩河文明研究專家、學者云集于此,暢談文化遺產保護的義務和責任。

　　“全球化”為保護帶來壓力

　　“當前,擁有世界遺產數目最多的國家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第三位是中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郭旃表示,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設立《保護世界文化自然遺產公約》以后的40年里,文化遺產在世界各國越來越受到關注。“一個國家和民族擁有遺產數目的多少,在某種程度上表示了其對人類文明歷史所作貢獻的大小。”

　　郭旃表示,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起步比較晚,但是發展迅速。“我們熟視無睹的文化遺產,站在人類發展史的高度,突然會發現它們是那么地值得尊敬、值得保護。比如維系僑民感情的廣東碉樓,即使是住在那里的鄉親們,也沒有意識到它具有的歷史價值。”

　　不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文化遺產保護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長期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的印度文化部國家文化基金會高級主管雅米妮·姆巴依表示:“印度跟中國一樣是古老文明,有很多歷史古跡,很多都是珍貴的文化遺產,但眼下全球化為保護工作帶來了壓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別顧問、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意大利全國委員會主席弗朗西斯科·卡魯索坦言,多樣性是各種文明不同的見證,但全球化與文化的多樣性是背道而馳的。“現在,很多歷史古跡變成了高樓、停車場,我們文明的特征受到了極大破壞。如果我們在這場戰斗中失敗的話,我們就會失去自己的文明。”

　　開放文物古跡

　　不是要滿足賺錢的目的

　　在尼山論壇期間,曲阜這座文化名城吸引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有人提出,如果曲阜要發展經濟比如說建造工廠,勢必會影響“三孔”遺址的保護,這是不是說發展經濟跟文化遺產保護必然會形成矛盾,怎么樣來解決這個矛盾呢?

　　“這種沖突有很多,存在于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中。在意大利威尼斯、龐貝古城、佛羅倫薩等許多城市都有這個問題。”對此,弗朗西斯科·卡魯索認為開放是必要的,“但我們開放這些文物古跡不是要滿足賺錢的目的,而是真正把它作為文化交流的手段。”

　　對此,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墨西哥全國委員會主席奧爾加·奧利弗表示,“提高人們生活水平不是非得要用大工業,也可以依靠家庭,讓游客住在他們家里,提供食宿、手工制品,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覺得對于一個國家來講他們應該很開放,讓人們很自由的來這里,來了解當地的人。”

　　郭旃表示:“加強文化遺產保護,除了提高年輕人的認識,更重要的是管理者、政府領導層對文化遺產的認識,文化遺產不是招財進寶的機器。人們在解決基本生活問題之后,公眾生活質量提高需要一個好的環境,需要和諧的自然景觀。”

　　關鍵在于防止“破壞”

　　今年年初,北京梁思成故居拆除事件,引發了與會專家的關注。“這牽扯到整個社會和相關管理者對于文化遺產地位、意義的認識問題。”郭旃認為,“如果離開對遺產應有的尊重和敬畏,這些看似破舊的建筑或名人故居,在這些人眼里不會比摩天大樓更有吸引力。”

　　對此,美國科學院院士、密西根大學人類學教授華瀚威表示美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在美國,聯邦政府層面做得非常好,但地方層面問題就比較嚴重,因為地方都是企業通過合同來保護,實際履行方面做得并不好,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城市建設中確實存在著大量的文化遺跡被破壞的現象。”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表示,最近沂水發現的春秋墓葬,是在天上王城景區開發時,用鏟車鏟出了青銅器,他們第一時間了告訴了山東大學的教授,然后報告了省文物局,使得這個遺址在鏟車之下得以保存。“公眾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不是一下子就提高的,需要社會共同的關注,需要我們加強這方面的引導和教育。”

　　對于破壞文化遺產的行為,我國《文物保護法》的處罰規定越來越嚴厲。郭旃表示,世界文化遺產有檢測機制,如果由于我們不適當地開發,或者不適當地保護管理,對環境景觀本身造成不利影響,世界遺產委員會會通過國際咨詢機構的評估認證將其列入瀕危遺產名錄,造成嚴重后果的就會從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

　　“在美國,有一個老師拿了一小塊來自文化遺產的石頭給他的學生看,就被起訴了。但是,這對文化遺產的破壞已經發生了。”華瀚威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并不在于懲罰,關鍵在于防止破壞的發生,要在消失之前拯救這些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