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在此輪針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之中，面對民意和中央的高壓態勢以及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很多地方政府卻頗感左右為難，舉步維艱。

　　安邦研究團隊在此前曾分析，調控對地方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一是房地產調控嚴重影響了土地財政，二是地方融資平臺受控影響地方融資，三是緊縮貨幣的政策加大了信貸難度。尤其是受調控影響的土地與資金，都是地方發展尤其是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兩塊“奶酪”。

　　在這種背景下，國內很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發展受到不小的約束。在對西南一些中小城市進行實地調研后，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認為，解決城市發展的資源瓶頸問題，在思路上要創新，而“城市金融”就是解決之道。

　　眾所周知，中小城市要發展，經濟要起飛，離開土地資源，目前還不現實。陳功解釋說，雖然憲法規定土地歸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但實際上，各地的土地都是“有主的”———有憲法規定之外的具體的“主”。任何土地，只要搞拆遷就需要成本，而且這種成本的上漲速度越來越快，很多地方都達到了1∶2，也就是說，每一平方米的房子，必須用2倍的面積來兌付。這樣一來，基層政府的土地出讓金還沒有到手，土地拆遷的成本卻大漲，使得開發的難度大大增加。

　　在此背景下，蠻干、暴力拆遷就成為很多地方解決問題的辦法，由此也惹出很多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發生。

　　陳功認為，要改變這一切，巧妙運用金融的力量應是城市管理者的現實考慮之一。“金融一直就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紐帶，但在中國很多地方做的并不好。”拆遷等問題，其實歸根結底還是產權問題，但產權其實是可以活動的，利用金融關系就可以順利實現產權的易手。陳功還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積極參與城市金融，要為城市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提供金融協助。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的金融協助就是城市金融，城市金融這篇文章的關鍵，就在于政府對民營經濟的金融協助上面。我們知道，搞經濟就要有貸款，做項目要有貸款，而有貸款就會有抵押，這種情況下，產權交易就是可能的，這遠比硬拆和強拆要好太多了。以金融資源參與產權交易，這就是發展城市金融的重要內容。

　　與硬拆和強拆相比，將金融抵押物變現或收歸國有，雖然同樣是將土地收歸了國有，但與其他方式相比，這種方式給了民營經濟以公平的發展機會，同時政府也盡到了發展城市經濟的責任。在操作上，政府應妥善利用好現有的貸款擔保機構，鼓勵企業利用擔保貸款，鼓勵居民利用優惠貸款來開創自己的產業。如果居民的企業做大了，政府收到了稅，也一樣增加了財政收入，效果與土地經濟是一樣的，都可以富民強市。如果居民的產業失敗，那么抵押物，也就是房產和土地將收歸國有，同時政府可以利用保障房等安置其居住。慢慢地，土地就開始儲備起來了，這為政府集中開發創造了條件，降低了開發總成本。

　　陳功告訴記者，自己在調查中發現，現在很多的中小城市，尤其是旅游城市，往往整條街地搞集中開發，動輒就需要十多億元的搬遷成本。先不說搬遷和建設效果如何，那是城市建設的技術問題，僅城市面貌變化的可能性而言，如此巨大的成本就會使得城市建設的設想泡湯。因此，要發展城市金融，通過積累的方式實現土地儲備，這是一條市場化的路子，也是一條公平發展的路子。尤為重要的是，它給了民營經濟一個巨大的發展契機，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和就業。

　　針對關于“搞城市金融與政府融資平臺相比似乎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的疑問，陳功認為，其實其中的區別是巨大的，雖然都是政府涉足金融領域，但我們所提倡的城市金融，主要是利用擔保以及金融集團等方式，為民營經濟和城市居民提供金融協助，市場的參與角色是多元的、普遍的。而政府融資平臺只是政府一家的事情，是政府一家想做某些項目，因此用融資平臺來搞貸款。因此，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陳功最后強調，城市金融搞的好，不但金融業發展了，金融業的基礎扎實了，而且整個城市經濟也跟著繁榮起來了，這不是表面的文章，而是一篇攸關未來發展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