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期限要到2020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在施行僅六年之后，再度淪為“短命規劃”：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黃艷透露，2013年北京市將重新編制城市總體規劃。而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不少地方政府爭相靠修編規劃來做大轄區內的人口規模，以換取中央的建設用地指標。

　　城市規劃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幾乎伴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一路走來。隨著人類文明的漸趨演進，城市功能布局以及合理利用的標準和要求也在日益提高，科學規劃與長遠規劃已經不能再簡單停留于口號宣講的層面，而需要通過一系列的約束程序和參與設計來進行細節確保。但這些年來，各地城市規劃呈現出種種怪象，讓城市規劃從純粹的科學推演異化為利益糾葛與權力沖動的復雜怪圈，同時帶來了包括圈地經濟、土地財政以及政績盲動在內的諸多問題，著實值得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和反思。

　　根據國務院建設行政管理部門頒布的《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規定，規劃人口與用地指標有著對應關系。這也成為地方政府通過修編規劃來千方百計做大其行政區劃內人口規模的一個直觀原因。據報道，上世紀90年代總體規劃修編中，至規劃期限2010年，各城市人口規模相加的總數竟然達到20億人。簡單相加得出的數字令人震驚，而在這組看似荒唐的數據背后，卻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計算。為了能夠多從中央政府嚴格控制的“地根”里獲取新的建設用地指標，城市總體規劃甚至采取先確定人口規模，再采用有利于得出預想結論的計算方法進行所謂的倒推，讓城市規劃的最基礎依據成為完全信手拈來、任意為之的人造數字，而在這些數據基礎之上所進行的城市規劃，其科學性、長遠性與合理性幾成一紙笑話。

　　此次要被“大修編”的北京市2004年版總體規劃，也曾經被官方評價為“突出了戰略性、前瞻性，抓住了若干重大問題，形成的總體規劃比較成熟，符合北京市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要求”，但在短短六年之后，原本的“前瞻性”已經據說滯后到迫切需要“大修編”的地步。而其實質卻極有可能只是“地不夠用了，賣完了”而已，包裹在科學外衣里面的不一定是玄妙的學問，可能僅是最實際的需求。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這些年來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命脈逐漸落到了土地上面，而圍繞土地這一核心生產資料的爭奪日益成為各種矛盾匯聚的焦點。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兩院院士周干峙曾在2009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透露，城市規劃中的最主要兩個問題，一個是行政干預過多，第二則是被開發商暗地操縱，可謂一語中的。

　　城市規劃從科學日益成為一門生意，或者起碼是越來越多的屬于生意的元素被摻雜進來，這可能是各地城市規劃一團亂象的癥結所在。而真正應該傾注心力去促成的城市布局變革，卻鮮有人愿意為此用力。即將面臨大修的2004年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曾倡導“結構多中心”的最優規劃，但至今沒有明顯的動向，倒是已經被總體規劃所摒棄的單中心城市結構，卻在過去的六年中得到進一步強化。歸根結底，主導城市規劃的力量，尚不是(甚至越來越不是)純粹的科學，而是最直接的利益驅動，并且是急不可耐、需要在短短幾年的任期里就要見到成績的急功近利。城市規劃甚至城市的整體經濟布局，往往會隨著領導的換屆就煙消云散、云起云滅，跟著主要領導的個人興趣走，隨著開發商的公關力度而變化，其間很少能夠看到作為城市真正主人———普通市民的公共參與，利益攸關卻只能冷眼旁觀，公眾參與不得已呈現出被動參與和末端參與的狀態，直接導致市民參與從一開始就幾乎注定了“僅供參考”的從屬地位。

　　城市規劃應當從利益糾纏中及時抽身，重新回歸其本來的公共屬性，從渠道正義開始就步步為營地確保公共利益得以充分實現。上述愿景的達致，所惟一能寄托希望的，在于權力本身得到剛性的羈束，從慎重對待每一次城市規劃的“大編修”開始，盡力剔除非學術因素的“指導”、滲透與公關。否則，每一次號稱具有“前瞻性”的規劃，都只可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