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南京的古城“危舊房改造”遭到了29位學者的聯名“抵制”。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城市功能的升級，使新與舊，保護與發展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大，古城改造、古城保護也由技術性問題，延伸為社會問題，文化問題。

　　在古城改造的過程中，政府和受到委托的設計單位，所面臨的是一個個棘手的問題。做得好，則名垂千古，做得不好，則留下罵名。同時，古城改造還牽涉到多方利益，以至于很多單位和企業雖然都對古城項目“心向往之”，但在實施過程中則顯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即使只從專業的角度來看，解決方案受到歷史條件，經費，時間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如何做得更好尚有多種可能性。如果是受到強力干預的“政績工程”，則幾乎是業主方的水平決定了最后的走向。另外，古城的改造和保護不僅要從當下來看是最優的決策，還要經得起歷史和時間最后的檢閱。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市改造交通為由，決意推倒城墻和城門。時任首都規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場合公開表示反對，認為北京的城墻和城門應該保留。同時提出了北京從整體保護的構思出發，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未來北京城的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降低經濟成本，自然延續城市社會結構及文化生態；另一方面，提出平衡發展城市的原則，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

　　這就是梁思成和陳占祥著名的“梁陳方案”。梁思成當時甚至向領導直言：“五十年后，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如今，五十年已經逝去，除北京外，更多的城市仍在如何改造的爭論聲中不能自拔，由此帶來的城市問題已波及這個城市里的每一個人。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經獲得過一種“完整保護”的選擇。當年在保護文化遺產上，我們國家剛剛起步，沒有專門的法律可依，也缺少上下的共識。可在這50多年的時間長河里，法律和意識都取得了進步，古城改造和保護仍顯得步履蹣跚，爭議不斷。

　　其實，古城改造不是不能做好，而是人們對待古城的態度，以及能否達成共識。遺憾的是，也許是受了“多元”思想的影響，幾十年過去，類似梁陳方案之爭的“爭議”，“爭論”，仍在各個城市舊城改造的研討會上響徹于耳。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提出各種“新穎”的觀點，甚至有專家打著“發展”的旗號，對于古城保護的價值認識不足，恨不得立即開著推土機將城市舊貌換新顏。

　　有了這樣的聲音撐腰，開發企業自然求之不得，于是當爭論聲如火如荼之時，一些拆遷設備已經悄悄地開到了現場，類似“螞蟻啃骨頭”般的逐段肢解、蠶食，最后干脆是“墻倒眾人推”，連根挖掉。在驚人的速度中，過去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瞬間化為灰燼。而其帶來的損失和影響，要在現實的教訓中才能覺醒，就像今天的北京。

　　歷史存在的意義，就在于不要再重復歷史的悲劇。但在這一點上，人們卻顯得忘性太大。當推土機推倒了城市的歷史的時候，人們應該果敢地捍衛歷史的記憶，尤其是失敗的記憶，而不是心存僥幸。時間發展到今天，眾多中國古城改造的失敗案例也已經說明，在古城保護上并不是不能做好，而是沒有人來代替歷史發出詰問。

　　能否多幾個蘇州的例子？蘇州古城保護顯得如此小心翼翼，恰好是對歷史的敬畏和尊重。這也需要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和建筑設計機構不斷地詰問自身：古城改造，是否符合文保法規？古城改造，是保眼前的樓市發展還是子孫后代的文化和資源？古城改造，是多數人的民生，還是少數人的虛榮心？

　　只有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和設計者心中有歷史，有教訓，能在改造前多問自己幾個問題，歷史古城毀于一旦的可能性就會小很多，類似蘇州古城的例子也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