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建筑寶庫”的某些歷史探索與保護利用

??在山西省城科會學術報告上的發言

　　山西省是建筑文化遺產保存數量多、精品多的全國之最。學術巨人梁思成先生很早就說，山西是 “全國古建筑的寶庫”。他曾于20世紀30年代 “七七”盧溝橋抗戰前，率領 坤國營造學社“的專家來山西調查、測繪，研究古建筑。如五臺山唐代佛光寺大殿，太原音詞宋代圣母殿、”魚藻飛梁“和獻殿，大同遼代華嚴寺、全代善化寺，應縣遼代佛宮寺釋迎塔，洪洞縣元代、明代廣勝寺，始建于北魏現為清代建筑的渾源縣懸空寺等珍貴的古代木結構建筑，包括其中的彩塑與壁畫。對大同的北魏云岡石窟同時也作了很多調查研究。城市科學研究的領域比較廣，綜合性比較強，藝術與技術品位很高的山西古建筑寶庫，需要多學科從多方面進行科學研究。省內有不少領導及專家學者已經為之作出了巨大貢獻。以下談兩點拙見：一是屬于歷史研究性的；二是聯系當前的保護與利用。

　　山西歷史上民族錯綜復雜，何以建筑文化的漢式傳統始終居于主導，延續不衰？

　　(一)山西歷史文化的根

　　黃河中游的山西、陜西、河南這片中原土地的開拓，最先是 “人文初祖”黃帝。接著是堯、舜、禹三帝，初以晉南為統治中心，繼續向四方開拓。“堯治平陽，舜治蒲扳，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多里，俱在翼州，統天下四方。”距今四千多年的禹的夏朝，以山西大部、河南北部及陜西大部為中土中州，分天下為九州；此時已經走出了部落聯盟的社會，出現了奴隸制的國家。將近三千年前的周朝在陜西立國。周朝為鞏固中央王權，一統天下，分封王室為各地的諸侯，同時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 “禮法典制”，包括城市與建筑等級形制的原則規定。中華文明古國發展到了“禮樂之邦”的周朝，可以說那是一個為后世封建統治制度，奠定華夏漢族文化基礎最深和影響最遠的王朝。孔子說 “吾從周”，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的源頭就是周朝的政治與文化思想。回顧中華民族的發展，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長期領先于其他地區。

　　今天太原保存的背詞（唐叔虞詞)是紀念周成王封弟叔虞到晉陽（太原）為唐國諸侯，反映周朝分封諸侯、統一天下非常重要的歷史見證。叔虞去世，傳兒子叟繼位為諸侯之后，改唐國為昔國。山西稱晉是由此時的西周開始，而并非后來的春秋昔國。如果尋根問底，這個根底始于背阻（太原)晉詞。今天看見的音詞布局的主體是后來宋代建的圣母殿--奉祀叔虞母親邑姜的正殿，而叔虞詞則布置在左前側的高臺上。現存叔虞詞為清乾隆三十五年(l770年)重建，新中國成立后又有過大的修繕。

　　晉詞布局以圣母殿為主，叔虞詞居側，一方面是由于母與子的 “禮所宜也”；一方面是北宋水毀昔陽城(遺址在晉詞北)過后五十年改的。原來宋朝以前(960年前)的文獻均沒有提到音詞圣母殿，然而北魏(420~589年)邢道元 《水經注》則載有 “際山枕水有唐叔虞詞”。北宋初期為了統一天下，北戰南征，在攻滅割據山西晉陽1太原)一帶的北漢小王朝時，用“水淹火焚。毀城，北漢亡。50年后宋朝廷為感謝水淹昔陽，”昔源水神圣母“（封叔虞之母)的神助，才改背柯大殿為圣母殿。由此可知，昔詞先有叔虞詞是無疑的，起初為紀念叔虞而建背詞也是無疑的。

　　在歷史作用上，叔虞和他兒子燮是周王朝武功文治在山西的體現者，尤其是傳播周朝 “禮樂之邦”的文化在山西扎根的人。對山西歷史文化如此重要的唐叔虞詞，迄今似乎不夠重視對其重要歷吏價值的宣傳。希望建設、文物、園林、旅游部門共同研究，加強文化之根的弘揚。

　　(二)歷史上山西的民族沖突與融合，漢文化的自然凝聚力

　　大概從周朝起，民族的矛盾與融合問題逐漸突出起來。山西境內早先曾有若干戎狄族同漢族雜居。周朝以后，他們一部分被征伐退走或消亡。平遙古城東門外保存的尹吉甫廟和墓，就是西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派尹吉甫率軍至背中，駐扎平遙，征討獰猶人退往今雁門關北的歷史見證。當時周朝中央派兵至諸侯國駐守或出征，隨之也帶去了周朝中央的 “禮法典制”文化及民族融合政策。很多弱小少數民族就是這樣地逐漸融合于漢族。春秋時大國爭霸中原，表面上 “尊王攘夷”，實際上也多采取 “和戎”政策。如昔國利用通婚、會盟、任用等 “和戎”政策，就曾使一些弱小的民族同化。甚至背文公1重耳1的母親也是來自當時少數民族的大戎族。春秋時昔國屬于五霸之一，它的疆土包括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的西南部、河南省的北部及陜西省的一角。這些地方的許多弱小民族同漢族漸漸融合，后來連族名都不太為人知道了。歷史證明，華夏漢族的成長壯大是長期不斷與其他民族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民族之間時而戰爭與時而和平交織更替的歷史發展過程。

　　民族的這種交織更替史不絕書。總的來看，促進了文化上的趨同和發展。很多朝代北筑長城并沒有完全阻擋塞外游牧強族南下。明朝兒乎整個朝代都在修筑長城，并在長城全線分設九鎮。其中就有二鎮設在山西，一是大同鎮，二是太原鎮（設在偏關)。古長城專家、古建筑專家羅哲文先生說，長城是古代防御工程，但是長城內外總是和平時期多于戰爭時期。秦漢時的匈奴，西昔時的匈奴和鮮卑，隋末時的突顧族等均曾武裝深入山西腹地。然而歷史卻告訴我們，民族之戰有的也能夠起到積極推動歷吏前進的作用。鮮卑族入山西及河南，建立北魏王朝，立都平城(大同)，遷都洛陽，統一了北部中國，結束了十六國的混亂局面。北魏建國之初，一方面仿照中原王朝的形制建立朝廷；一方面廢除鮮卑族舊的氏族制度，下令 “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徒”。北魏遷都洛陽后，更進一步進行了效仿漢族的禮儀、官職、律令等的改革，提倡漢服、漢話，還規定 “遷都洛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又如末 “太原留守”李淵李世民父子舉兵反隋，就聯合了入昔的突顧兵，西進長安，從而掀開了唐朝的歷史惟幕。契丹族建立的遼朝以幽州(今北京)為陪都南京，以大同為陪都西京，統治中國北方--包括今東北三省、內蒙古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當時燕云十六州)等地--前后200余年，后期約l20年宋、遼雙方處于無戰爭的和平狀態。遼代在繼承唐朝的中原文化方面，承前啟后，非常突出，留下了較多珍貴的唐代風格氣韻的建筑與彩塑藝術杰作，尤其是以山西雁北地區保存下來的為多。

　　在山西平城(大同)開始建北魏國的鮮卑族和遼代建立西京大同的契丹族均長期統治北中國。憑什么？一是武功，二是文治。這兩個少數民族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可謂武功強，而文治基礎弱。武強文弱必定統治不了中國，即使北部半個中國。山西的歷吏證明，三昔地區成為民族融合的熔爐，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成熟的、完備的、先進的漢文化的凝聚力，能夠自然地被統治中國的少數民族所吸收--習漢法、漢制、漢文化，用漢法、漢制、漢文化，并且以為主宰。后來的元蒙與滿清一統中國，而且出現過盛世，關鍵也全是基于中國的這一歷史規律。梁思成先生曾說 “建筑是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勺。所以，習用漢法、漢制、漢文化的統治就必然少不了相應的漢文化的建筑。

　　(三)其他歷史背景

　　秦晉兩地唇齒相依，在周、秦、漢、隋、唐等朝建都長安，兼或洛陽的時代，山西對于拱衛京贛秦地和控制通往華北、東北交通是關鍵的戰略地區。遼的陪都南京析津府即今之北京及金、元、明、清建都北京時，山西又成為從西側和西北側拱衛京贛燕地和控制西北、西南等交通要道的鎖鑰重地。這些朝代因此均派皇子或文武重臣坐鎮山西并且屯住重兵。跟隨他們到山西的不僅有上層的生活習俗、禮儀制度的漢文化，更有體現漢文化的城市與建筑，甚至在山西修建皇家規格的離宮別館。如隋楊帝在汾河源頭寧武修建避暑宮苑等。

　　其次，佛教信仰的傳播具有超民族的特點。宗教往往是屬于不同民族的一種共同信仰，起著精神境界溝通或歸同的某些作用。佛教由西而東傳入中國后，山西漸漸成為佛教圣地，五臺山是佛教文殊菩薩演教的道場，列為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歷史上極盛時期五臺山有寺院360處，保存至今的尚有58處，享有全國規模宏大的”佛寺建筑博物館。的稱號。此外歷代還有無數的幾乎遍布山西全省的大小佛教寺院。罵信佛教的鮮卑(北魏)、契丹(遼)等少數民族，佛教文化更是成了他們共飯依、同呼吸的超民族的精神紐帶。佛教雖然是外來的，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入，因而最終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 “漢傳”佛教文化，及 “藏傳”佛教文化 (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另外云南傣族地區則屬于流傳于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等國的南傳小乘佛教文化系統。山西佛教寺院雖然也有藏傳佛教喇嘛以及喇嘛塔和藏式塑像與壁畫等，但是寺院殿堂、樓閣、齋舍的基本布局形制和建筑風格及多數的雕塑、壁畫等幾乎全是漢文化式。尤其，中國僅存的最古老的木構的佛寺殿堂：南禪寺1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重建)和佛光寺東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重建）均在山西五臺山。距今950年前建的總高67米的應縣遼代木塔，可能是世界最高的木塔，也在山西。漢傳佛教連同佛教建筑文化從隋唐開始，已向國外傳播到了朝鮮、韓國、日木。20世紀，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建筑史，常常少不了參考日木奈良、京都隋唐時期的古建筑的珍貴實例，往往用以同南禪寺和佛光寺等相對照。日木漢傳佛教的凈土宗的¨祖庭“就在山西交城石壁山的玄中寺。日本凈土宗僧人和信徒，有很多來山西玄中寺尋根。

　　再就是明清時期晉商掘起，最盛時幾乎控制了全國商業全融領域的命脈，甚至業務遠達國外。富有的背商在晉中家鄉，大興土木，建設全融票號城市和豪宅大院，一代一代傳了下來。如平遙、祁縣、太谷三城及平遙日開昌票號(1820年創辦匯兌業務)，如靈石縣王家大院、祁縣渠家大院、喬家大院等等。這些源于晉商的建筑文化遺產，有的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或山西省文物保護單位，個別的如平遙更是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人類之寶。而所有這些建筑文化遺產，又都是自始至終貫穿著漢文化的血脈的。

　　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一些問題之所見所聞

　　山西省地下有全國蘊量第一的烏全墨玉資源，地上有大批價值珍貴的建筑文化遺產。令人高興的是兩大資源正在引起進一步的重視。貫徹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學管理”的文物保護方針也正一步步跟上來。

　　最近報上登出“莫把世界文化遺產當作搖錢樹”的新聞，很提醒人。作為文化遺產的文物和自然遺產的風景，木來均屬國家所有，作為世界遺產的，更是聯合國歸口屬于全人類的。這樣的國家所有的和人類所有的珍物，決不可以等同于自由轉讓或買賣的商品。前些時候，個別地方一度奇怪地發售文物、風景的股票，捆綁上市；另外有的地方急于出售文物、風景的經營權。諸如此類 “搖錢樹”的荒謬做法必須禁止。

　　其次，有些古建筑開放游覽，不顧環境容量無限售門票，來者不拒，惟利是圖，給古建筑造成了超負荷的慢性破壞。而這種無限量的開放，在很多國家是從不允許的。

　　還有，例如江南水鄉古村的蘇州周莊古民居，保護是保護了，生態環境也還不錯，可是文態環境不行。一股自發的不應有的商業氣息損傷了古村木來的性格，降低了它應有的品位，一處小橋流水、淡妝素裹、詩情畫意、清秀幽靜的江南水鄉，怎么可以變成商業氣息濃重的街市？周莊老宅舊屋門口幾乎都在開店做旅游生意，特別是售賣馳名退還的周莊 “沈萬三豬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看后表示不滿，說 “商業味道太重”。最近報載，周莊鎮決心取締這些商店，還古鎮的歷史品位及文化素質。

　　山西省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是中華民族 “無宇史書”的重要一冊。托物寄史寄情，這部重要 “無宇史冊”的價值，首先在于給人民以愛國情操的啟迪和激發，給人民以建筑文化與自然景物的欣賞、精神上的熏陶及科學知識的增加，同時還在于對外弘揚中華民族燦爛的歷史文明。其次才是旅游觀光事業的經濟效益。旅游經濟收入冉巨大，即使成為國家經濟的支柱之一，如西班牙等國那樣，文化效益與精神價值總要放在首要地位。這是因為：歷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民族的根，民族的靈魂是永恒的，不滅的。

　　我國旅游事業方興未艾，正在蓬勃發展，也作出了巨大經濟的貢獻，還要繼續為國增光，更深地弘揚中華歷史文化和社會主義現代文明。以下是一些回顧，回顧保護和利用建筑文化遺產的若干問題。所幸至今均已得到了糾正，當然有的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事例的兩處屬山西，另兩處在省外。

　　例一：標榜所謂雅俗共賞，實際上是搞低劣庸俗或荒誕的游樂建設。例如某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名城的一次旅游開發規劃方案，競然想推出：(1)利用古城沿街古建筑開發為所謂 “消閑”的 “明清夜總會”。(2)利用古城廢置的舊監獄，開發為全國惟一、世界少有的“過一天監獄囚犯生活”的參與性旅游。如此為世界文化遺產抹黑的開發規劃，當然遭到了否定。

　　例二：我國三大石窟之一某石窟(北魏?唐)，多年來置國家文物法于不顧，公然集資在石窟保護范圍內亂批亂建大片的旅游服務街區及封建迷信的 “龍宮”世界。國家文物局多次為此派專家組去現場調查座談，認為必須拆除所有違章建筑，恢復文物保護范固的歷吏原貌。拖了很多年之后，終于徹底拆除了這批違章亂建，這才促使申報世界遺產成功。

　　例三：世界文化遺產的北京明清故宮，曾設想在夜問使它 “亮起來”，為古都風貌增光添彩。就像北京長安街、天安1門廣場、上海外灘的夜景那樣亮麗。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為故宮的建筑，主要是木結構，木裝修，屬于低級防火性能的建筑，加之無數無價之寶的館藏珍品在內，為了安全保衛，為了防止火災發生，所以境起來“的設想當然決不適用于紫禁城故宮。

　　例四：中國三大石窟之另一石窟（北魏）壓在煤都的地下煤層之上。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政協委員前去考察文物保護工作時，獲悉石窟地下的煤層被劃入遠期開采計劃之內。政協考察團對這一開采計劃提出反對意見，并建議重新向外劃定石窟的保護范圍。再就是石窟邊上有一條運煤的舊公路(109國道)，重載煤車往來頻繁，強烈的震動和飛揚的煤灰，日積月累損害石窟雕刻非常嚴重，污染石窟環境也很厲害。直到上個世紀末，才考慮離開石窟另建運煤的新公路，然而已經震毀的和積落煤灰的石雕佛像卻很難恢復原貌。那時只看重了地下的烏金墨玉，而沒有像今天這樣同時看重地上的”全飯碗“。

　　上述實事實例，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我就是其中參與調查的政協委員之一。

　　建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不論是歷史城區 (如平遙古城)，歷史村落 (如王家大院、喬家大院)，還是歷史保護區(如太原音詞、大同云岡石窟、祁縣老街、解州關帝廟)，或是單獨的古建筑 (如應縣木塔、渾源縣懸空寺等)，均不能脫離周固環境而獨善其身。它們總是同所在的環境分不開的。文物保護從來不是光指文物木身，而是必須同時包括保護環境不被破壞。北京遼代建的天寧寺塔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至今塔的本身完好如故，可是周固環境的文態面貌太差。古塔的旁邊豎立有熱電廠的又高又黑的煙囪，塔的周固更是高樓林立，使古塔完全陷入被包圍被淹沒的雜亂環境之中。很多人路過那一帶都為遭到 “破壞性建設”的古都古塔環境風貌惋惜。事物本來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如果人為地破壞它們之間的有機聯系，就必定把美好變成丑惡。天寧寺塔的文態環境破壞，就是最有力的說明。

　　建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不僅要劃出一定的保護范固與建設控制地帶，加強整體性保護，同時還應當納入城市規劃、保護區規劃或村鎮規劃，從總體上、全局上取得生態環境良好及文態環境和諧完美，取得歷史傳統文化與現代建設的有機結合。現代化建設，除非是平地起家，白紙畫畫，在那樣單純的土地上搞建設，可以去創造理想的單一的所謂現代環境，否則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如何對待建筑文化遺產的這樣、那樣的關系，亦即保護、保留、整治規劃的問題。這類在舊城基礎上起家的現代城市、村鎮其實是占絕大多數。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把保護建筑文化遺產(以及自然遺產1納入統一規劃，恰恰是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有機結合的重要組成部分。怎么可以 “割斷歷史”，有我無你，有你無我，那樣地去實現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呢？

　　基于上述的探索，最后提出幾個并不新鮮卻仍在不同程度地困擾我們的問題，希望共同商榷：

　　第一，掌握科學的正確的規劃，作為“龍頭”。保護和利用必須納入規劃，建設必須嚴格遵守規劃。包括有的歸屬城市規劃，有的歸屬村鎮或保護區規劃。

　　第二，嚴格執行并維護科學的、正確的規劃，而不是沖擊規劃，放手以某些房地產開發為主。這是當前實現文態環境保護優劣與得失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三，領導是關鍵。過去早就有過這方面正反經驗，“規劃規劃，墻上掛掛，不如領導一句話”。如果說 “建筑是凝固的交響樂”(廣義建筑包括城市、村鎮，包括歷史和現代等等)，那么領導就是交響樂隊的指揮，規劃就是交響樂的統一樂譜。

　　這三大方面都是關鍵，都耍過硬，而且三者之間的統一、協調，即有機結合更是絕對的。山西建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的道理也是基本如此。

　　2001年6月23日

　　??該內容來源于《留住我國建筑文化的記憶》（鄭孝燮著），由中國風景園林網整理發布